白日盡頭(75)_燕妮·埃彭貝克

七五

　　每個具有辯證思維能力的人都有很多想法。問題只在於我說出了哪個想法。人當然是生來有罪的。但人本無辜這種想法也會冒出來。我無法通過一再提到年輕詩人D來擺脫這種矛盾，他是無辜的。這件事歸結起來永遠是：一方面D是無辜的，另一方面逮捕是隨機發生的。這個人是無辜的，我親眼看到他是無辜的，我試圖幫著去證明這件事，可後來他被捕了，這意味著逮捕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發生的事。但逮捕又從來不是隨機發生的，由此可以證明此人並不無辜。所以，在這件事情上我承認您是對的，即便您說得並不對。

　　在北緯45.61404度、東經70.751954度這片草地上，一年只有三個月沒有霜凍。再過幾周，野草就會褪去它現在呈現的綠色，變成棕色，當風把一根草莖吹向另一根時，它會發出微弱的沙沙聲。初雪落下前，微小的冰晶覆蓋在葉片上，草原表面的小石頭也無一例外被白霜覆蓋，凍結在一起。一旦霜凍開始，風再也無法將它們吹散。

　　被捕前的那個週末，她丈夫去參加了一次會議，回來後他對會上討論的事隻字未提，這不是他的風格。天快亮時他才到家，沒有像以前那樣咧嘴笑著驅散她的憂懼，也沒有把頭髮甩到後面。他像這樣緘默不語，她之前只見過一次，那是兩年前，他得知自己加入蘇共的申請已獲批准，而她的卻沒有。

　　現在丈夫已經被帶走了，她知道，她在這裡寫下她的生平，不僅是在賭自己的命，還有他的命，不僅是在賭自己的死，還有他的死。或者她是在與死亡對抗？還是說所有這些贊成與反對都沒有任何區別？她知道，她寫下或沒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在賭朋友們的命，就像反過來，如果朋友們被要求交代一些事情，他們也不得不去賭她的命。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先驅G，直到最後都拒絕放棄與託派分子A的友誼。

　　據我瞭解的情況，H同志和他的妻子H同志一起在莫斯科生活大約三年了。他很早就認識她，但三年前才結的婚。關於妻子的早年生活，H同志是向其他同志詢問得知的，還是她親口告訴他的？

　　你們當中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妻子H同志自1920年以來一直是奧地利共產黨黨員。

　　她出發去莫斯科之前，在布拉格與託派分子A有聯繫。

　　對此我無法作出回應，當時我還在柏林。

　　我們不僅有權利，更有義務交代我們所知道的一切。

　　A是在後來的工作中才發展為託派分子的。我可以保證，女同志H並不認同他，她尤其堅決反對他對蘇聯的評價。

　　在我看來，她與A的關係比單純的友誼要更親密。無論如何，根據 Sch同志的報告，他們兩人當晚告別時擁抱了。

　　我無法對此作出回應。

　　回答這個問題：在她身上可以察覺到半託派、託派或者其他反對派的傾向嗎？

　　沒有，當時沒有。

　　當時沒有是什麼意思？實話說吧，我並沒有感受到這份證詞的坦誠。這背後隱瞞了什麼？為什麼H同志在這件事上沒有提到他的妻子H同志？為什麼被追問之後才肯交代？

　　就黨內來說，她跟任何一個反動派都不可能沾邊。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明白，在目前的緊張形勢下，我們必須竭盡全力。我們必須一波又一波地把那些一直折磨我們在德國的同志並且在我們中間安插間諜的無賴徹底消滅。要是像A這樣的惡棍和反革命分子哪一天用槍指著斯大林同志，那該怎麼辦？同志們，這涉及一個問題：要和平，還是戰爭？

　　有幾個夏天，朋友O和他們一起住在鄉間別墅，通常會一直待到九月，O對她來說就像是母親的角色。假如O被審訊，她會保持沉默，還是承認他們都對被捕的年輕詩人D所犯的罪行表示過懷疑？作家Ⅴ最近因參與託派活動被槍決，他的妻子現在靠做裁縫過活，有一次來過她家裡試衣服，這位妻子會不會趁她去廁所的時候，翻看了她的文件？還有R，她和丈夫剛到莫斯科時曾與他進行了多次關於文學的精彩談話，這個人為什麼恰巧在丈夫被捕一周前被派往伏爾加德意志人共和國①？七月份她為《德國中央報》寫過一篇書評，批評小鬍子K的一本書，文章最後一句話被人刪除了，這樣一來就完全顛倒了她對這本書的態度。到底是誰刪除的？這是她的幸運還是不幸？剛來的那幾年常常聚在一起打牌的朋友，她好久沒有見到了，文學工作組也在兩年前解散。就連德國黨員同志的集會也不再舉行。她的朋友C，過去常常在她面前哭訴無法生育，但上次經過紅罌粟咖啡館外，看到她——被捕的H的妻子——坐在窗前，甚至沒有打招呼。

　　﹛① 全稱「伏爾加德意志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前蘇聯境內曾經存在的一個自治共和國（1924一1941），首府是恩格斯城。﹜

　　她自己呢？

　　丈夫被捕前寫的最後一齣戲在排練時，八名演員中有五名在幾天之內被捕，之後排練取消，什麼時候恢復要等通知。昨天在咖啡館，其中一位演員的妻子Fr走到她面前，牽著她九歲的兒子薩沙的手，懇求她讓她和兒子留宿一晚，就一晚。我不能，她這樣回答女人。女人沒有再說什麼，拉著孩子的手轉身走了出去。我不能。就在幾周前，她的丈夫還在排練間隙為薩沙折紙飛機。自從她讀到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那句：十八歲的年紀還不夠，時間仿佛已過去了不可想像之久。

　　在與法西斯的專制和對人性的蔑視進行鬥爭時，他們所有人都冒著生命危險，與堪稱死亡本身的法西斯主義纏鬥，許多人成了犧牲品。作為對立面，年輕美麗的蘇聯就是「生命」本身——正如她一直以來所相信的那樣——那麼在這裡，就不能再用死亡作為貨幣了。反抗專制的人們，哪怕只有一個在這裡因為專制被奪去了性命，那麼他的死在最深的意義上就是徒勞無益的，這裡剩下的任何東西再也配不上生命這個名字，不管它從外表看起來有多逼真。

　　但如果在未來之國中，死亡仍然被當作貨幣去償還你毫不知情的債務——換句話說，如果在這裡，以貿易、商業和欺騙為名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都無法消除；如果在這裡，人性依然被同樣的兩面性所詛咒，無法逾越，就像在舊世界進行的那些交易一樣——那麼這場交易早已與她無關，她所有的同志們，包括她和她的丈夫，早已被出賣和背叛，如今只是在為那個他們不認識的賣家抬高身價，一個由他們自己組成的價格，不是一倍、兩倍或是三倍，而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

　　真的走到這個境地了嗎：只能寄希望於那些抓走她丈夫的保密局官員（甚至可能牽連到高層）不過是叛徒，是披著政治警惕性外衣的人民公敵，是希特勒的人？因為不僅是她丈夫，她聽說過的所有被捕的同志都是她多年來熟悉的。她現在幾乎可以肯定：只有希特勒在此地被當作主要的對手，反法西斯主義者對更美好世界的憧憬才有可能在他們經受的折磨和死亡之中倖存下來。或者，也許是那個人偽裝成了希特勒，而希特勒又偽裝成了他，雙重面具，雙重面紗，真正的兩面派——他本人成了自己的特工，因為他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感到恐懼，因為害怕在那裡便會永遠失去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憧憬，害怕一切停滯，為此他正試圖扼殺共產主義運動，讓它重新變回一種希望？又或者，也許他們所有人正在做一場永遠不會醒來的噩夢，在這場噩夢中，好父親正拿著匕首潛入他的孩子們的臥室。

　　我們的土地，繁花似錦，
　　聽啊，親愛的，聽啊，
　　賜予我們的是永恆的時間。
　　聽啊，親愛的，聽啊。
　　孩子，你的家園有人好好守護，
　　睡吧，我的天使，好好睡吧。
　　紅軍戰時在外把守。
　　睡吧，親愛的，好好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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