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兩半的子爵(28)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二八

　　我認為《分成兩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說情節中的作用外沒有別的意義。有的人物我覺得相當好——即獲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媽賽巴斯蒂婭娜，還有老子爵阿約爾福，他出場短暫。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僅僅是與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對立的一個圖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號。

　　而他，梅達爾多，半身人呢？我說過他比別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節走預定的路線。但是，儘管他如此地受強制，仍然能夠表現出一種基本的不確定性，符合作者心中還不很清晰的某些東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開戰，追求完整的人，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實際上，開篇時完整的梅達爾多，是無定型的，沒有個性也沒有面容；結尾時重歸完整的梅達爾多讓人一無所知；生活在故事裡的人只是以半個自己出現的梅達爾多。而這兩個一半，兩個非人的相反形象，結果表現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關係；邪惡的一半，那麼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麼地愧疚，迂腐可笑。我從兩種對立的觀念出發，對以分裂作為真正生存方式的雙方都給予讚賞，並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說最終不由自主地表達分裂意識，是否因為生活在分裂的時代？或者更恰當地說，是否因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種不明確的總和，或者說齊備，或者說多面，而是堅持不懈地深入認識實在狀況，認識自己天然的和歷史的條件，個人的自願選擇、自我構建、能力、風格，包括內心自律和主動放棄的個人準則，始終不渝？這個故事以它自然的內在動力將我推向這個我過去現在一貫的真正主題：一個人甘心情願地給自己立一條嚴格的規矩，並且堅持到底，因為無論對他還是對別人，沒有這條規矩他將不是他自己。

　　我們再次遇上這個主題是在另一個故事裡，《樹上的男爵》，寫於幾年之後（1956至1957年間）。這一次也是寫作的年代影響精神狀態。那是一個對我們在歷史運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進行反思的時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時相互交織。儘管有這一切，時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問題在於尋找個人良知與歷史進程之間的正確關係。

　　這一次也是我的頭腦裡先有一個形象多時：一個攀爬在一棵樹上的少年；他爬，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爬，走進另一個世界；不對：他爬，遇見奇妙的人物；對了：他爬，每天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地漫遊，甚至不再回到樹下，拒絕下地，在樹上度過一生。我應當為此編造一個從人際關係，社會，政治等中脫逃的故事嗎？不是，那樣就太膚淺和無聊：我讓這個不願像別人一樣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變成一個厭世者，而變成一個不斷為眾人謀利益的男子漢，投身於那個時代的運動，願意全面參與積極生活：從技術進步到地方治理和精緻生活。只有這樣寫，我才有興趣動筆。但是他始終認為，為了與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與他人相疏離，他在生命的每時每刻都頑固地為自己和為他人堅持那種不方便的特立獨行和離群索居。這就是他作為詩人、探險者、革命者的志趣。

　　舉一個例子，西班牙人的插曲是為數不多的我從一開始就似乎很清楚的情節之一：他們由於偶然的原因生活在樹上，當起因消除後就下樹了，而那個「攀援者」相反，他出於內心的志趣，當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時他仍然留在樹上。

　　完整的人，在《分成兩半的子爵》中我還沒有清晰的設想，而這一次在《樹上的男爵》中體現在通過自覺進行艱苦磨礪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個人身上。寫這個人物時發生了對我來說是不同尋常的事情：我認真地對待他，相信他的所作所為，我把他認同為自己。補充一點，當我為安排一個被樹木覆蓋的非真實國度而尋找一個往昔的時代時，我被十八世紀及其與後一個世紀之間的動亂時期的魅力吸引住了。於是，主人公，柯希莫·迪·隆多男爵走出了可笑的情節框架，來到我面前，成為一個道德楷模，具有精准的文化特質；我的歷史學家朋友們關於意大利啟蒙主義者和雅各賓派的研究，成為幻想的可貴推動力。那個女性形象（薇莪拉）在文化與倫理方面也發揮了作用：與啟蒙主義者的堅定相反，那種對一切事物巴洛克式的和後來浪漫主義的衝動是危險的，險些變成破壞力量，跑向毀滅。

　　於是，《樹上的男爵》在我筆下變得與《分成兩半的子爵》大不相同。不是一個時代不詳、背景模糊、人物單薄而象徵化，童話結構的故事，我在寫作時不斷地被誘導進行歷史的「模仿」，寫出一系列十八世紀人物形象，標明日期和與之相關的名人軼事；風景和自然環境是虛構的，但是以懷舊之情細緻描繪；精心設計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實的情節，甚至包括非真實的開頭；總之，我最終品嘗到了小說的滋味，這個詞的最傳統的含義。

　　關於那些次要人物，由於浪漫氣氛中的自然繁衍而誕生，可說的不多。做孤獨的人似乎是他們共同的特徵，每一個人都以一種錯誤的生存方式，圍繞在主人公唯一正確的方式周圍。請看騎士律師，他重現特裡勞尼醫生的許多特點。十八世紀，奇聞逸事倍出的偉大世紀，仿佛特意為安置這座怪誕人物畫廊而存在。那末柯希莫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使自己的不合常規行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另類人嗎？這樣想來，《樹上的男爵》沒有窮盡我提出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是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奇跡的世界，人們最簡單的個性被抹殺了，而且人被壓縮成為預定行為的抽象集合體。今天問題已經不再是自我的部分喪失，是全部喪失，蕩然無存。

　　我們從原始人緩慢進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於與天地渾然一體，因而與生物沒有區別，可以稱之為還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於混同在產品和環境之中，因而不與任何東西發生摩擦，同周圍的事物（自然或歷史）不再有關係（鬥爭與通過鬥爭得到的和諧），而只是抽象地「發揮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這個思考的焦點漸漸地與長久以來佔據我心中的一個形象重合：一副行走的盔甲，中間是空的。我嘗試著將它寫成一個故事（在1959年），這就是《不存在的騎士》，它在三部曲中更可能位列第一而不是第三，因為查理大帝武士的年代更早，還因為與其他兩個故事相比，它更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序曲而不是尾聲。而且這本書寫於歷史背景比1951年和1957年更加動盪不安的年代，強調哲學提問，同時卻以激越的抒情方式解決。

　　阿季盧爾福，不存在的武士，有著廣泛散佈於當今社會各行各業中那一類型人的精神面貌；我寫這個人物很快就得心應手。我從阿季盧爾福的模式（具有意志和意識的不存在）出發，用一種反向邏輯程序（從思想出發走向形象，與我通常所做的相反），挖掘出一個沒有意識的存在模式，即同客觀世界渾然一體，我創造了馬夫古爾杜魯。這個人物沒有能力擁有前者的獨立精神。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阿季盧爾福的原型隨處可見，而古爾杜魯的原型僅在人類學家的著作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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