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兩半的子爵(29)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二九

　　這兩個人物，一個沒有生理個性，而另一個沒有意識個性，他們不可能擴展成一段故事；他們只是宣告了主題，應當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開，存在與不存在也在他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搏鬥。還不懂得存在與不存在的人，是年紀輕的人；因此一位青年應當是這個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朗巴爾多，司湯達式武士，像一切年輕人所為，追求生存的證明。存在的證實在於行動；朗巴爾多將寓意實踐、經驗、歷史。我需要另一位青年，托裡斯蒙多，我讓他成為絕對精神，對於他存在的證實應當來自別的什麼而不是他自己，來自在他之前就存在的，與他相分離的那一切。

　　對於年輕男性，女人是肯定存在的；我寫了兩個女人：一個，布拉達曼泰，愛情是衝突，是戰爭，這就是朗巴爾多的心上人；另一個——廖廖幾筆而已——索弗羅妮亞，愛情是和平，是前世的夢中思念，托裡斯蒙多的心上人。布拉達曼泰，愛情如戰爭，她尋求異己者，即不存在的人，因此她愛上了阿季盧爾福。

　　我最後該做的事情是舉例證明存在是神秘經驗，四大皆空、瓦格納、日本武士的佛教思想；聖杯騎士們現身了。還有與此相反的觀念——存在是歷史經驗，被歷史拋棄的人民的覺醒（被卡羅·萊維多次闡述過的觀點）；庫瓦爾迪亞的居民與聖杯騎士對立，他們窮困並遭受欺壓，不知如何活在世上，將在鬥爭中學會生存。

　　至此我需要的人齊全了，讓他們受自身那許多生存焦慮的支配而活動就行了。但是這一次我不會像在寫《樹上的男爵》時那樣讓自己掉進故事裡，也就是說我最終不會相信我所講述的那些東西，這一次故事是並且應該是人們所說的一種「娛樂」。我一貫認為享受這種「娛樂」的人是讀者：這不是說對於作者也同樣是一種娛樂，作者應當在敘事時保持距離，調節好冷熱情緒，自我控制和自發衝動交替，其實寫作是最使人疲勞和神經緊張的工作方式。當時我想傾訴寫作的甘苦，為此編造一個人物：我變成修道院的文書，假託她在寫小說，這使我獲得平靜而自然的動力，完成最後的篇章。

　　你們可能發現在這三個故事中我都需要一個自稱「我」的人物，也許通過這個人起到調和與抒情的作用，可以糾正講寓言故事時完全客觀的冷漠態度。我每次選擇一個邊緣人物，或者至少是與情節無關的人：在《分成兩半的子爵》中是一個少年的「我」，一個卡爾利諾·迪·弗拉塔式①的人物，因為在那樣一些場景中沒有比通過兒童的眼睛看一切更好的方式。至於《樹上的男爵》，我的問題是糾正我將自己認同為主人公的強烈衝動，這一次我在作品中放進很著名的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②式輔助人物，即從起頭幾句開始我就派出了一個性格與柯希莫相反的人物充當「我」，一個穩重而通情達理的兄弟。而在《不存在的騎士》中，我採用了一個完全置身於故事之外的一個「我」，一位修女，這樣做更是為了增加一種衝突的遊戲。

　　﹛①見於涅埃沃的小說《一個意大利人的自述》。﹜
　　﹛②托馬斯·曼的小說《浮士德博士》中主人公的摯友兼傳記作者。﹜

　　一個敘述者兼評論者的「我」的出現使得我的一部分注意力從故事情節轉移到寫作活動本身，轉移到複雜的生活與以字母符號排列出這種複雜性的稿子之間的關係上。從一定意義上說，與我相關的只有這種關係，我的故事變得只是修女手中那支在白紙上移動的鵝毛筆的故事。

　　同時我也感覺到，往下寫，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彼此相似起來，他們遭受相同憂慮的擺佈，那位修女、鵝毛筆、我的自來水筆、我本人，也是如此，我們大家是同一個人，做同一件事情，感受同一種焦慮，經歷同一次結果不滿意的追尋。我相信，像小說家一樣，任何正在做某件事情的人，他所想的一切都變成他所做的那件事情，於是在小說中，我將這一想法通過最後一次情節轉折表達。就是說，我將寫小說的修女與女武士布拉達曼泰變成了同一個人。這是我在最後時刻想出的一個戲劇性變化，我認為它的含義不比我剛才對你們所說的那些更多。但是如果你們願意相信我之所想，那就意味著內心的智慧與外在的活力應當是一個統一體，信不信也由你們自己做主了。

　　你們既然是隨心所欲解釋這三個故事的行家裡手，就不應該被此刻我對它們的誕生所做的證言所束縛。我想使它們成為關於人如何實現自我的經驗的三部曲：在《不存在的騎士》中爭取生存，在《分成兩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會摧殘的完整人生，《樹上的男爵》中有一條通向完整的道路，這是通過對個人的自我抉擇矢志不移的努力而達到的非個人主義的完整——這三個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個階段。同時我希望它們是三篇如人們所說的「開放性」的小說，首先遵循人物的發展邏輯，它們作為故事是站得住腳的，但是我希望在讀者中引發的未曾預料的提問與回答過程中開始它們真正的生命。我希望它們被看成是現代人的祖先家系圖，在其中的每一張臉上有我們身邊人們的某些特徵，你們的，我自己的。

　　伊塔洛·卡爾維諾
　　196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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