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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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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個星期過去了,蓋普唯一的進展,只有故事的標題:「奧地利旅遊局。」他不喜歡。於是他便繼續旅遊,不再寫作。 但是天冷了之後,蓋普就厭倦了旅遊,他開始和海倫爭吵,說她回信不夠多,這說明他給她寫了太多。她比他忙多了,她以二年級生的水準被大學錄取,修了比平均課量多一倍不止的課。如果說海倫和蓋普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他們都表現得好像急著趕路一樣。「放過可憐的海倫吧,」珍妮對他說,「我以為你除了寫信,還要寫點兒別的呢。」但蓋普不喜歡和他母親在同一間房裡競爭。她的打字聲從來不斷,從來不停下來思考。蓋普知道,這穩定的敲擊鍵盤聲,在他好好開始寫之前,就會毀了他的作家之路。「我母親,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改稿時的安寧。」蓋普有一次評論道。 到了11月,珍妮已經寫了600頁草稿,但她還是感到沒有真正開始。沒有一個主題,能讓蓋普像珍妮這樣毫不間斷地寫。他發現,想像遠比回憶難多了。 他的「突破」,如他後來寫信告訴海倫時說的,出現在一個寒冷的下雪天,在維也納城市歷史博物館。那是一個離施溫德路幾步之遙的博物館,不知為何他以前沒去參觀過,因為想著隨時可以走過去。是珍妮告訴他這個地方的。那是她真正參觀過的兩三個地方之一,只是因為它就在卡爾廣場對面,就在她所說的自家附近。 她提到這間博物館裡有一間作家的房間,她忘了是誰的了。她覺得,在博物館裡辟出一間作家的房間這個點子很有趣。 「作家的房間,媽媽?」蓋普問。 「對,一整個房間,」珍妮說,「他們搬來那個作家的全部家具,也許還有牆和地板。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辦到的。」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蓋普說,「整個房間都在博物館裡?」 「對,我覺得那是間臥室,」珍妮說,「不過那個作家,也真的在那個房間裡寫作。」 蓋普翻了個白眼。聽上去很下流。那作家的牙刷也在嗎?夜壺? 那是間特別普通的房間,不過床看上去太小了,好像兒童床。寫字桌也太小了。不是個開朗健談的作家的床和桌子,蓋普想。木頭是黑的,每件東西都好像很容易斷裂,蓋普覺得他母親寫作的房間比這好。這位房間被供在維也納城市歷史博物館裡的作家,名叫法蘭茲·格裡爾帕策,蓋普從沒聽說過他。 法蘭茲·格裡爾帕策死於1872年,他是奧地利詩人和劇作家,很少有外國人聽說過他。他是那些沒有在後世留名的19世紀作家的一員。蓋普後來說格裡爾帕策並不值得流芳百世。蓋普對戲劇和詩歌不感興趣,但他去圖書館讀了被認為是格裡爾帕策著作的非韻文:一個較長的短篇小說《可憐的提琴手》。蓋普想,也許在史第林學的三年德語不足以讓他欣賞這篇故事,讀了德語版,他很討厭。然後他在哈布斯堡大道的二手書店,找到了這個故事的英語版。還是討厭。 蓋普覺得,格裡爾帕策這個著名的故事,是篇可笑的通俗劇。而且他覺得講的方式也不好,明顯感傷。隱約讓他想起19世紀的俄羅斯小說,裡面的人物總是無法作決定,愛拖延,現實生活樣樣都失敗。但是在蓋普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本事硬是讓讀者對一個可憐蟲感興趣,而格裡爾帕策卻用催淚的枝節悶死人。 在同一家二手書店,蓋普買到了英譯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史第林的拉丁文課上他被要求讀過馬可·奧勒留,但他從沒讀過英語版。他買下這本書,是因為書店老闆告訴他馬可·奧勒留死在維也納。 「在人的生活中,時間是瞬息即逝的一個點,實體處在流動之中,知覺是遲鈍的,整個身體的結構容易分解,靈魂是一渦流,命運之謎不可解,名聲並非根據明智的判斷。一言以蔽之,屬於身體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屬於靈魂的只是一個夢幻。」① ﹛① 何懷宏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蓋普想,馬可·奧勒留悽楚的觀察,無疑是大多數嚴肅文學的寫作主題,格裡爾帕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並非差在主題。蓋普總結出,他們的區別在於智慧和優雅,差在藝術性。不知為什麼,這個顯而易見的發現讓他很高興。多年之後,蓋普讀到一篇格裡爾帕策作品引介批評,說格裡爾帕策「精神敏感、飽受折磨,間歇性偏執狂,時常抑鬱,脾氣乖戾,因感傷氣喘,簡而言之,是一個複雜的現代人」。 「也許是這樣沒錯,」蓋普寫道,「但他也是個特別蹩腳的作家。」 蓋普認定,法蘭茲·格裡爾帕策是個差勁的作家,這似乎第一次真正給了這年輕人身為藝術家的自信,即便他什麼都還沒寫。也許在每個作家的人生中都需要有這樣一個時刻,攻擊其他某個作家不夠格。蓋普對可憐的格裡爾帕策表現出的殺戮本性,幾乎就是摔跤的秘密,就好像蓋普在和另一個摔跤手的比賽中觀察對手,發現弱點,蓋普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他甚至非要珍妮去讀《可憐的提琴手》。他很少向她徵求文學上的評判。 「垃圾,」珍妮宣判,「頭腦簡單,婆媽感傷,奶油泡芙一樣的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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