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2)_赫塔·米勒

二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瞭解有多麼少，而且我走後，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間圍著沉默之羊的聖者，我在教堂內的白色壁龕上還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啟動時間」。收拾行裝的時候我就想：白色壁龕顯靈了。現在就是已啟動的時間。我還慶倖自己不用去前線的雪地裡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著行裝，沒有絲毫不情願。系帶子的皮綁腿、燈籠褲和帶絲絨緄邊的大衣，沒有一樣東西適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已啟動的時間。不管是經歷這樣或是那樣的事情，總之人是要長大的。我想這世界雖然不是化裝舞會，但在這深冬季節要被送到俄國人那兒去的人，沒有誰是可笑的。

　　一個羅馬尼亞警察和一個俄國警察組成了一個巡邏隊，拿著名單挨家挨戶查訪。我記不得他們在家裡是否說了「勞動營」這個詞。如果沒說，那麼是否提到除「俄國」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說了的話，那「勞動營」這個詞也沒有嚇著我。戰爭和幽會的事兒並未讓我成熟，十七歲的我心智上其實還處在極無知的孩童時代。「水彩」和「肉」這樣的詞會讓我心驚肉跳，而我的腦子對「勞動營」這個詞卻無動於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親說「肉」這個字點到了我的痛處。就是那次，我還想起了一件事。小時候在下面的院子裡玩，有次母親在陽臺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馬上回來吃飯，還要我再叫一次的話，你就待在那兒別回來了。」我還是在下面多待了一會，等我上去時，她就說：你現在可以收拾書包去闖世界了。你想幹嘛就幹嘛。她邊說著邊把我拽進房間，拿出個小背包來，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夾克塞了進去。我問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兒啊？

　　很多人都認為，打點行裝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學唱歌或者祈禱一樣，可以無師自通。我們從未練習過，也沒有箱子。父親當年參加羅馬尼亞軍隊上前線打仗時，就沒什麼行李好收拾。當兵的什麼都會發，這是裝備的一部分。除了離家外出或是抵禦嚴寒，我們想不出為了什麼別的理由收拾衣物。我們手頭沒有該帶的東西，於是就即興發揮。用不上的成了必備的，必備的就是唯一正確的，而這只是因為手頭恰巧有這些東西。

　　母親把留聲機從客廳拿出來，放到廚房桌上。我用螺絲刀將留聲機箱子改裝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機體和轉盤卸了下來。接下來用軟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搖柄的那個洞。箱子火狐紅的絲絨裡襯原樣保留。還有那個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著小狗坐在留聲機喇叭前的圖案，圖案上方標著「主人的聲音」幾個字^[5]，我也沒拆下來。我放了四本書壓箱底：亞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爾^[6]的集子，還有一部收集了八個世紀作品的詩歌集。

　　我沒帶小說，因為小說讀完一遍，就不會讀第二遍了。書上放的是收納包。裡面有：一瓶香水，一瓶陶爾牌須後水，一塊剃須用的肥皂，一把剃鬚刀，一把修面刷，一塊明礬石，一塊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納包旁我放了一雙羊毛襪（是棕色的，裡面已塞了東西），一雙及膝長襪，一件紅白格子的法蘭絨襯衫，兩條棱紋平布的短內褲。為了不被壓皺，最上面放的是那條新的真絲圍巾，它印著酒紅色的暗方格，色澤亮啞交替。箱子就這樣裝滿了。

　　接著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發毯（羊毛的，鑲著淺藍與米白色的方格，體積超大，卻並不保暖）。卷到包袱裡去的還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經穿得很舊了）和一雙皮綁腿（老掉牙了，還是一戰時候的東西，香瓜黃色，帶有皮質的小綁帶）。

　　接著來整理乾糧袋，內有：斯坎迪亞牌^[7]火腿罐頭一聽，塗了黃油夾了火腿片的麵包四個，聖誕節時剩下的餅乾幾塊，裝滿水的軍用水壺一隻，帶有可作水杯用的蓋子。

　　接著我祖母把留聲機行李箱、鋪蓋和乾糧袋放到了門附近。那兩個警察說好午夜時分來帶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門邊了。

　　接著我開始穿衣：一條長裡褲，一件法蘭絨襯衫（淡棕色間綠色格子），一條燈籠褲（灰色的，說過是埃德溫叔叔的），一件袖口帶繡花的布馬甲，一雙羊毛襪和一雙雪地靴。費妮姑姑的綠手套就放在桌上，隨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帶時，忽然想起多年前某個夏季，我們在文奇山^[8]度假時的情景。那時母親穿著一件自己縫製的水兵服，我們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裝死。我當時八歲，嚇得要命，覺得天塌到草裡去了！我緊閉雙眼，不敢看天會如何將我吞噬。這時母親跳了起來，猛搖著我問道：「喜歡我不？我還活著呢。」

　　鞋帶系好了。我坐到桌邊，等待午夜來臨。午夜到了，巡邏隊卻遲遲未到。等了三個小時，都快讓人受不了了，他們才來。母親幫我穿那件帶黑絲絨緄邊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來。我戴上綠手套。在木地板的門廳內，就在掛煤氣表的地方，祖母說：「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並沒有刻意去記這句話。只是不經意地把它帶到了勞動營。我並不知道，它會一直伴隨著我。但是，這樣一句話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我所有帶去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它對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會回來的」——這句話後來成了心鏟的同謀、饑餓天使的對頭。因為我真的回來了，所以我有權說：「這麼句話能讓人活下來。」

　　巡邏隊來帶我走時，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三點鐘。寒氣漸重，氣溫零下十五度。我們上了帶遮篷的卡車，穿過空曠的街市，直奔展覽廳。它原是薩克森人舉行各種盛大慶典活動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報到處。廳內已經擠了約三百來號人。地上鋪著床墊和草褥。整夜都不斷有車開抵，卸下集中來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清晨時分已經有大概五百來人了。那天夜裡，想要清點人數是徒勞的，沒有人能統觀全域。

　　大廳內整夜燈火通明。大家都四處閒逛找熟人。有人說火車站徵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車廂內用剛伐下來的木頭釘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給火車安裝小圓鐵爐，還有一些負責在地板上鋸出蹲廁坑。人們輕聲地聊了很多，聊的時候雙目圓睜，人們也輕聲地哭了很多，哭的時候雙目緊閉。空氣中混雜著舊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懼、肥膩的煎肉、香草餅乾和白酒的味道。有個女人把頭巾摘了下來。她肯定是鄉下人，把辮子在後腦勺繞了兩圈，並用一把半圓形的羊角梳將它在頭中央盤了起來，梳齒的那頭已沒入發間，圓拱形的那邊只露出兩隻角，像豎著的小耳朵。這耳朵和厚厚的髮辮使她的後腦勺看上去像是一隻蹲著的貓。我坐在站著的人群和行李堆間，像個觀眾。我打了個小盹，夢見：

　　我與母親站在墓地裡一座新墳前。墳上長出一株植物，快齊我的腰高了，葉子上滿是毛，莖上有一個帶皮扣手的果莢，是只小箱子。它開了手指寬的一道縫，襯裡是火狐紅的絲絨。我們不知是誰死了。母親說：把粉筆從大衣口袋拿出來吧。我說：我沒有呀。我手伸到口袋裡，發現有一截裁縫用的粉筆。母親說：我們得在箱子上寫個簡短的名字。就寫露特吧。我們的熟人裡沒人叫這個。我把露特寫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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