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紳士(138)_埃默·托爾斯

一三八

　　§近在咫尺的對手（赦免）

　　「晚上好，歡迎來到博亞爾斯基餐廳。」聽到伯爵用俄語跟他們打招呼，那對金髮碧眼的中年夫婦將目光從菜單上抬了起來。

　　「你會說英語嗎？」那位丈夫用英語問道，他口音裡帶有明顯的斯堪的納維亞腔。

　　「晚上好，歡迎來到博亞爾斯基餐廳。」伯爵把剛才那番話翻成了英語，「我的名字叫亞歷山大，今晚我將為您提供服務。在給您介紹今晚的特色菜之前，要不要先給您上點開胃酒？」

　　「我想我們可以開始點菜了。」丈夫說。

　　「我們趕了一整天的路，剛到酒店。」妻子面帶倦色地微笑著解釋道。

　　伯爵猶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我能問一下您這是從哪兒來嗎？」

　　「赫爾辛基。」丈夫有些不耐煩地說。

　　「哦，是這樣，歡迎來到莫斯科。」伯爵說道。

　　「謝謝。」妻子微笑著回答。

　　「鑒於你們剛剛經過的漫長旅程，我一定會確保你們將享受一頓愉快的晚餐，而且不會有任何延誤。在開始為您點菜之前，能不能麻煩您告訴我你們的房間號碼？」

　　從一開始，伯爵就打定了主意：他得從挪威人、丹麥人、瑞典人或芬蘭人那兒偷幾樣東西。從表面上看，這項任務並不難完成，因為大都會酒店裡從斯堪的納維亞來的遊客很多。可問題是，顧客一旦發現自己被偷，肯定會馬上通知酒店經理；而酒店經理可能會通知當局，再接著，酒店的工作人員都得接受官方的問話，甚至有可能會搜查房間，或者在火車站設卡檢查。所以，偷東西的舉動必須選在客人即將離開酒店的那段時間。同時，伯爵只能祈求上帝，在那關鍵的時刻，來住酒店的是個斯堪的納維亞男人，而不是女人。

　　六月十三日，他曾密切關注過一位從斯德哥爾摩來的推銷員，可他從酒店退房結了賬。接著，在十七日，一名從奧斯陸來的記者被他所屬的報紙召回了國。伯爵暗暗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點動手，以致錯失了良機。可你瞧，就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裡，一對舟車勞頓的芬蘭人走進了博亞爾斯基餐廳，而且坐在了他負責的餐桌前。

　　但還是有個小小的難題：因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護照，可絕大多數來俄國的外國人護照從不離身，所以，就算伯爵在這對芬蘭人明天上午到城裡觀光的時候溜進他們的房間，也無濟於事。他必須今晚就到他們的房間去，而且得趁他們在房間的時候去。

　　命運從不會袒護任何一方，儘管我們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但它是公平的，一般來說，鑒於我們付出的努力，命運都會在成功和失敗的可能性之間維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運在將伯爵置於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偷到一本護照這樣充滿挑戰的境地之後，又給了他一個小小的安慰：在九點半時，他問那對芬蘭夫婦是否想看看推車上的甜點，他們婉言謝絕了，原因是他們已經又累又困了。

　　午夜剛過，博亞爾斯基餐廳的門已經關上。向安德烈和埃米爾道過晚安後，伯爵沿著樓梯來到了三樓。他順著走廊走了一半，然後脫了鞋，憑藉尼娜給他的那把鑰匙，他踮著穿著襪子的雙腳溜進了322號房間。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員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過隱形人的行列。所以，當他踮著腳朝那對芬蘭人的臥室走去的時候，他心裡不住地祈禱：讓維納斯給他也罩上一層薄薄的水霧，就像為她那個在迦太基街頭流浪的兒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樣。那樣，他的腳步會無聲無息，他的心跳會靜止不動，而出現在房間裡的時候他便像空氣一樣不會引人注意。

　　此時正值六月下旬，這對芬蘭人拉上了窗簾，以遮擋外面白色的夜空發出的光亮。然而在兩塊窗簾布交匯之處仍有一縷銀白色的光漏了進來。借著這狹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腳，打量了一番床上兩位客人的睡姿。感謝上帝，幸虧他們都是四十多歲的人。假如再年輕十五歲，他們現在肯定還沒睡呢。假如年輕十五歲，他們一定才從阿爾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兩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間，現在說不定正摟在一起親熱。而年紀再大上十五歲呢？他們一定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夜裡都得起來上兩趟廁所。四十歲？他們的胃口能保證他們吃好，他們的自製力能保證他們不飲酒過度，他們的智慧讓他們決定用一頓好覺來享受孩子不在身邊時的難得時光。

　　沒過幾分鐘，伯爵便從寫字臺的抽屜裡將這位先生的護照和一百五十馬克的芬蘭鈔票弄到了手。他躡手躡腳地穿過客廳，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裡仍是空空蕩蕩的。

　　事實上，走廊空到連他的鞋子都不見了。

　　「該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員工順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責之後，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許明天早上，芬蘭人會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臺，然後，它們就會被扔進那一堆無人認領的物品中。他一邊沿著塔樓的樓梯往上走一邊想，除了這一件事，其他的都還算順利。他也頗為欣慰。明晚這個時候……他打開房門時，心裡還在繼續遐想，卻突然發現「主教」正坐在大公的辦公桌後面。

　　一見此狀，伯爵的本能反應是無比憤慨。不單單因為這位蹩腳的會計師，這個將酒瓶上的商標統統撕掉的傢伙，未經邀請和允許便闖入了伯爵的宿舍，還因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張凹凸不平的桌面上。這張桌子上曾經誕生過眾多極具說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寫給親朋好友的忠告與信件。伯爵正想開口讓對方解釋，卻突然發現桌子的一隻抽屜已經被拉開。「主教」的手裡正攥著一張紙。

　　那些信。伯爵頓時醒悟了過來。他感覺到了恐懼。

　　哦，要不是這些信……

　　是。用寫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這種事也許並不常見，但這些信本身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和責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訴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裡攥著的並不是他新寫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著的是伯爵從酒店地下室找來的第一份旅遊指南裡的地圖。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紅色筆跡將巴黎歌劇院、喬治五世大街和美國大使館依次連在了一起。

　　再說了，這究竟是信還是地圖，也許並不重要。因為當「主教」聽到開門聲並轉過頭來時，他早已把伯爵從憤慨到恐懼的表情變化一一看在了眼裡。儘管對伯爵的具體指控尚未出臺，但這種表情的變化本身就已經坐實了他的罪狀。

　　「羅斯托夫領班，」「主教」仿佛對在伯爵自己的房間裡看到他感到十分驚奇，「你真是個興趣廣泛的人：喝酒……烹飪……還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邊說邊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最近我在讀普魯斯特的書，所以想重新溫習一下這座城市的區域劃分。」

　　「那當然。」「主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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