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33)_赫塔·米勒

三三

　　▼島在內，國界在外

　　到德國後，常聽人說某某某「島熟」了，意思是說他或她就要去島上度假，是旅遊者的島之樂。

　　組成「島之樂」的兩個詞，對我來說是兩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馬。「島」與「樂」格格不入。我在獨裁統治下的羅馬尼亞生活了三十年，每個人相對別人來說都是一個島，國家是個大島——一片對外隔絕、對內嚴格監控的疆域。在國家的廣闊島嶼上，遍佈著許許多多的個人小島。二者在制約中疊合，兩個彼此制約的事實，只需一個，而且是其中任意一個，就能打破這種關係。

　　在家裡，我們彼此之間也互為島嶼。我的童年，是在五十年代斯大林時期，在一個遠離城市卻沒有遠離政治，沒有一條柏油路的偏遠村莊度過的。三四個幹部統管著這裡所有的人，所有的東西。他們剛剛完成學業，從城市來到這窮鄉僻壤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他們的工作就是威脅、審訊和拘捕。村裡有405戶人家，約1500人，大家都在恐懼中度日，沒人敢隨便吭一聲。還是孩子的我，雖然不瞭解大家怕的是什麼，那種恐懼的感覺卻深入骨髓。我們家每個人都曾有過悲慘的經歷：外祖父母作為「剝削階級」，被剝奪了田產和雜貨店。當地曾名噪一時的首富，一夜之間連理髮的錢都付不起了。他們的兒子死在戰場上，他們的女兒、我的母親，被流放到蘇聯勞動營整整五年，在饑寒交迫中歷盡生死考驗。

　　我父親雖然從戰場上活著回來了，卻整日泡在酒精裡無法自拔，天天喝到雙膝發軟舌頭打轉兒。母親將自己投入無盡的勞作，試圖在身體的極度疲乏中忘掉痛苦。外公做家務時總是嘟嘟囔囔，外婆沒完沒了嘮叨著她的經文……我對一切懵懵懂懂，只感受著這無言的沉默的廢墟，一個人到處遊蕩，希望能離開他們，也離開自己。在沒人看得見我的時候，大聲自言自語。我從小就瞭解島之痛，它是家裡和村子一切不幸的源頭。和我們相鄰的是兩個羅馬尼亞村，一個斯洛伐克村和一個匈牙利村。

　　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節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服飾，自成一體。德國村的村民要為希特勒的罪行承擔責任，雖然戰爭期間他們只是孩子或半大孩子，有的甚至還沒有出生。村頭碧綠的山谷，在我眼中有時也是孤島。獨自放牛時，望著合為一體的天空和草地，我可憐的皮膚感受著風景的無邊無際。景色之美成為一種威脅，像一只有擺的鐘，把自己的嘀嗒聲吃進肚子裡，把我從草地抬進踉踉蹌蹌的蔚藍，從高處扔出去，或者按進草地下被踩得結結實實的墓地的漆黑，再扔出去。

　　我們這支德國少數族裔被視作納粹德國佬的孤島。我們自認沒有過錯，卻不得不忍受來自羅馬尼亞人的懲罰。羅馬尼亞人和安東內斯庫一樣不也曾是希特勒的盟友？和所有農人一樣，我們本來就天性寡言，在這段「歷史」的打擊下變得更加沉默。我們表面恭順，無條件地在國家的——不久前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耕地上勞作，內心卻自視高貴，遠離所有與社會主義相關聯的詞匯。

　　偶爾，大家喝酒時唱一曲納粹軍歌助興，不去顧慮這和希特勒有什麼牽連，由此產生的恐懼更激發了他們傳承民風習俗、弘揚種族傳統的鬥志。他們在歡快的氣氛中保持謹慎，卻不屈從於謹慎。不，這不是什麼島之樂，只是誇張的民族主義的集體恐懼，拒絕他人剝奪我們這「一小撮」的根本——「德意志民族性」，用自己的精明強幹讓其他人種相形見絀。是的，作為孩子，我屬於他們，是他們島之痛的一小塊，繼承了他們身上的一切特質：在國家面前，我是個膽戰心驚的納粹小德國佬，內心卻十分自負，「我們」德國人就是比其他人種強。儘管這第二種心理，在我獨處的時候毫無用處，不論黑暗中躺在床上，還是在巨大的翠綠山谷中放牛時。

　　這種巴納特施瓦本的優勢心態與國家刁難之間甚至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正因為我們是優等民族，我們註定要飽受磨難，這是家庭教育告訴我的。巴納特有一套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意識形態，使我們面對強加的恥辱能夠保持平和的心態。但具體到每人的生活，具體到我們的每一天，每個小時，每一分鐘，具體到村莊的街道和山谷，卻沒有絲毫意義。我從小就意識到這一點，卻沒敢深想。雖然我更願意與他人分享，孩子總歸希望自己能屬於一個家，屬於一個村莊，需要依賴有些「永恆」意味的東西，但我還是從「我們」中脫離出來。我在渴望歸屬中越來越疲憊，發現大家多多少少也都對自己感到疲倦，用埋頭苦幹遏制內心思想，應對黨員幹部的警覺，同時將優秀的「我們德國人」展示給外人。

　　我本能地，因而不可避免地，從裡到外都不屬於他們，但我不會公開承認，也不去想這其中的原由，估計大家都一樣，只要不是從我身上看出來就行。上帝為我們人類發明的最好的東西就是頭骨——厚實，無法穿透。這個擁有三百多年傳統禮儀和風俗，捍衛集體榮譽，為維護大我可以犧牲小我的村莊，是我無法理解的。孤獨橫穿日子，讓生活中的一切變得毫無意義，那是我自己的疏忽和失敗。

　　這些年不自覺中形成的模式，在我十五歲進城上高中之後依然延續。我至今不清楚這種模式的再確認讓人更輕鬆還是更沉重。在城裡，鄉村孩子是城市孩子中間的孤島。我上的是德語中學，大部分學生來自羅馬尼亞的精英階層，衣著考究、思維敏捷、才華橫溢。他們蔑視鄉下人：這些可憐的蠢才也想有所造詣？他們嘲笑我就等於在嘲笑全村人。我痛苦地發現，村裡「精英」們的自視甚高終了只是自以為是的幻覺，他們的理念在三十公里外的城市全部變成一文不值的廢話。

　　城裡人很機敏，身體和舌頭都會諂媚，愛乾淨，學習勤奮。我不明白為什麼家裡人總說羅馬尼亞人又髒又懶。不過，他們有一點是對的：對幹部們要多加小心。他們不費力氣就能成為班上的監督者，天生適合做黨務工作、主持會議。他們出身好，擁戴國家，在家裡，父母同樣身體力行地教育他們自己高人一等，只不過他們的高人一等是國家認可的。他們自有一套邏輯：國家精英不僅要自身出類拔萃，在國家的質疑對象面前更要表現得優秀。

　　校外，在城市的街道上，對可憐的皮膚來說，一切仍舊太大，只不過方式不同。我開始想家。後來，讀到有關鄉村現象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書籍，我仿佛看見自己的村子成了個被鬼魅地移出世界的箱子，矗立在玻璃幕牆後，盛滿冷酷而僵化的人。我不和幹部子弟來往，但我想成為普通的城裡人，成為那些成千上萬遊走在商店、公園、電車上的人們中的一員。我在柏油路結實的島嶼上認出許多四處遊蕩的孤島，監督下的城市的島之痛天天寫在他們臉上。我看著警察們大肆搜捕，當眾把人押走；小偷被抓後大頭照掛在商店門口的櫥窗裡向眾人展示，他們的臉因恐懼而扭曲。

　　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公園小路旁展示的模範工人和社會主義英雄人物的假笑。我看著馬路上或年輕或年老的屍體躺在塵土中，行人無動於衷地經過；我看著國家葬禮上的排場，絲絨裝飾的卡車上敞開的棺木，和圍觀的人群玻璃般好奇的眼睛。他們的目光充滿對一個下流傢伙死後還要講排場的厭惡，摻雜著難以抑制的嫉妒和自己享受不到的遺憾。但沒有人敢於流露他們的鄙視和嫉妒，因為人流中總有注視你的眼睛，頭腦需時刻警醒，半句話都可能多餘，一個欠考量的詞或許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舌頭的失誤被監視者抓住，你未來的生活可能會急轉直下，過去的生活也要一起拿來清算。於是，每個人被迫成為孤島，猜疑成為基本情緒，無時無處不在。

　　每個人都是一個四處遊蕩的秘密，盛滿了禁忌。是不假思索地直接說出，還是把一切藏在心裡，怎麼做更明智，這是普通人見面時，首先要思量的，像黑夜和白天一樣自然。每個人都清楚，他們心中的所想是大忌，不能被對方發現，永遠不要用詞語或行動去證明天下大白的事物。羅馬尼亞偉大的超現實主義作家蓋魯·瑙姆(Gellu Naum)在他的作品《齊諾比亞》中寫道：「……對某些事，必須保持沉默……別人就他們的能力能理解多少是多少，每個人說出的比他知道的要少，理解的比他聽到的要多。他理解了的別人不會對他說，因為他無法理解他聽的，如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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