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64)_胡賽尼

六四

　　也許你看不出來。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張照片時都能，最後一次看是兩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謹，費力，不耐煩。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為遺傳上的義務，這兩個人才待在一起，他們已經註定了要讓對方感到困惑與失望，不管哪一個，都要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個人。

　　透過樓上臥室的窗戶，我看到媽媽出了門，走向蒂諾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著圍巾，一頭紮進了陽光燦爛的藍天。她是個纖細的女人，一副小骨頭架子，兒童般的身體，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過來，那你最好給她讓個道。我記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學時的情形——我母親現在退休了，她原來是個老師。我們走在路上，媽媽從來不牽我的手。別的母親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著手，可媽媽不。她說她怎樣對待別的學生，也就必須怎樣對待我。她邁著大步走在前頭，一隻手緊攥著，貼在毛衣領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後面，手裡提著午餐盒，追著她的腳步，一路踉蹌。在教室裡，我總是坐在後排。我記得我母親站在黑板前的樣子，記得她怎樣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釘死某個淘氣的學生，那眼神就像彈弓裡射出的石子，帶著外科手術般的精確，一下子擊中目標。她還能把你活活劈成兩半，不靠別的，只要一黑臉，或是一陣突如其來的沉默。

　　媽媽信奉忠誠甚於一切，哪怕要自我犧牲也在所不辭。尤其是在所不辭的自我犧牲。她還相信講出真相總是勝過一切，老老實實地講，一句客套話都不說，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講出來。她受不了軟骨頭。她過去是，現在也是個有著鋼鐵意志的女人，一個從不退縮的女人，也是一個你絕不想和她爭執的女人，但我從沒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現在也沒弄懂，她這種性格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出於必要而後天習得的，因為她結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媽媽走後，我在樓上又睡了一小會兒。後來一個女人響亮而悅耳的聲音驚醒了我。我坐起來，是她，口紅，粉底，香水，苗條的曲線，航空公司廣告上的微笑，透過圓桶女帽薄薄的面紗俯看著我。她站在房間中央，穿一條熒光綠的連身迷你裙，腳邊放著小皮箱，赤褐色的頭髮，四肢修長，對我綻開著笑容，神采飛揚，一開口，聲聲入耳，透著自信和歡愉。

　　「你就是小馬科斯嘍！她可沒告訴我你有這麼帥！哎喲，你和她真像，瞧這眼睛，就是，你們倆眼睛一模一樣，我看肯定老有人對你這麼說。我太想見到你了。你媽和我……我們……噢，不用說奧蒂已經告訴過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麼激動呀，見到你們倆，認識你，馬科斯。馬科斯·瓦爾瓦裡斯！對了，我是瑪達麗娜·賈納科斯，請允許我告訴你，我真開心死了。」

　　她脫掉了長及手肘的奶油色緞子手套，我只在雜誌上見過這種手套，都是些淑女貴婦戴上它去晚會，在歌劇院寬闊的臺階上抽煙，要不就是被人扶著，爬出亮閃閃的黑色汽車，鎂光燈劈裡啪啦，照亮她們的臉。她每個指頭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後她腰肢輕輕一彎，把手遞給了我。

　　「你真迷人。」她說。她的手好柔軟，雖然一直戴著手套，卻是涼涼的。「這是我女兒，薩麗婭。親愛的，跟馬科斯·瓦爾瓦裡斯問個好。」

　　她和我母親一起站在房間的入口，茫然地看著我，一個瘦瘦的女孩，皮膚蒼白，留著軟塌塌的卷髮，除了這些，別的東西我一件都沒法告訴你。我沒法告訴你她那天穿了什麼顏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確實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沒有穿襪子，戴沒戴手錶、項鍊、戒指，或是耳環。我沒法告訴你，因為如果你去飯館，突然有人脫了衣服，跳上桌子，開始用甜品勺變戲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這會成為你眼裡惟一的東西。蓋住那女孩下半張臉的面罩就是這樣。它摧毀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薩麗婭，問個好，親愛的。不要這麼沒禮貌。」

　　我猜我看見了，那個腦袋微微地點了一下。

　　「你好。」我粗聲粗氣地答道。空氣在波動。一股電流。我覺得自己被什麼東西電到了，一半是激動，一半是恐懼，在我體內猛然迸發，升騰，盤繞。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識到了，卻沒辦法控制，怎麼也不能將目光從那塊天藍色的面罩布上剝離，它有兩副系帶，拴在腦後，嘴的位置上橫著開了條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隱藏著什麼，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復正常的方向、節奏和秩序了，除非我親眼看到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此可怕，如此驚悚，而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許看到的。

　　還有另一種可能，這面罩的用途也許是為了將薩麗婭與我們隔離，讓我們回避。最起碼，在初次相見的時候，帶著令人頭暈目眩的刺痛，這個目的達成了。

　　瑪達麗娜和薩麗婭待在樓上整理行李，媽媽進了廚房準備晚餐，給鰨目魚掛糊。她要我給瑪達麗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①，我煮了，她又要我給她端上去，我也端了，還有一小盤帕斯特利^②，放在託盤上。

　　﹛① 埃利尼科斯咖啡（ellinikós kafés），就是「希臘咖啡」。﹜
　　﹛② 帕斯特利（pastelli），蜂蜜芝麻糕。﹜

　　一想起接下來發生的事，雖然幾十年過去了，羞恥仍然淘洗著我，就像某種熱辣辣、黏糊糊的液體。直到今天，那個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像照片一樣凝固著。瑪達麗娜站在臥室的窗前，吸著煙，看著海。她戴著一副圓框眼鏡，黃色的鏡片，一隻手扶著屁股，雙腳交疊。圓桶女帽放在梳粧檯上。梳粧檯的上方有面鏡子，鏡子裡是薩麗婭，坐在床邊，背對著我。她彎著腰，正在做著什麼，也許是在解鞋帶，我看得出她已經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著她放在床上。一絲寒意順著我的脊樑骨一路向下，我想讓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噹亂響，抖得瑪達麗娜朝我扭過臉，抖得薩麗婭抬起了頭。我一下子在鏡中看到了她的臉。

　　託盤滑離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熱咖啡灑了，託盤咣當當從樓梯上滾落。這是突如其來的重重一擊，我匍匐著，在碎裂的瓷片上嘔吐，瑪達麗娜說著「哎喲喲，哎喲喲」，媽媽跑上樓，叫喊著：「出什麼事了？你幹了什麼，馬科斯？」

　　狗把她咬了。媽媽告訴過我，警告過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薩麗婭的臉；狗把她的臉吃掉了。也許我可以找到合適的字眼，來描述那天我在鏡子裡看到的，但那個字絕對不是疤。

　　我記得媽媽雙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來，把我轉了半圈，問我：「你怎麼了？你哪兒不舒服？」我也記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過我的頭頂，然後就僵在那兒了。要說的話死死卡在她嘴裡。她臉上一片空白，雙手從我肩頭滑落。接著，我目睹了最不尋常的事，我覺得這件事就像我當場看見康斯坦丁國王穿著小丑的衣服出現在我家門口一樣：那是一滴淚，湧出了我母親右眼的眼角。

　　＊

　　「她什麼樣子？」媽媽問。

　　「誰？」

　　「誰？那法國女人。你房東的外甥女，巴黎來的教授。」

　　我把聽筒換到另一邊的耳朵上。我很吃驚，她還記得。我一輩子都有種感覺，我對媽媽說的話她是聽不見的，統統消失在太空裡了，好像我們之間有靜電干擾，線路很差。有時我從喀布爾打電話給她，就像現在這次，我感覺她好像悄悄把聽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對著另一塊大陸上的空氣說話，就算我能感到我母親在電話線另一頭的存在，就算我聽得到她在我耳邊喘息，也還是這種感覺。

　　其他時間，我會給她講一些我在醫院的見聞——比如說，有個父親抱來個血肉模糊的男孩，彈片深深嵌在他臉上，一隻耳朵完全撕掉了，這是又一個受害者，他在錯誤的日子和錯誤的時段，在錯誤的街道上玩——毫無預兆地突然出現一記巨大的敲擊聲，然後媽媽的聲音突然遠了，聽不清了，忽高忽低，腳步迴響，有什麼東西在地板上拖過來，我默不作聲，一直等到她回來，她早晚會回來的，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解釋著：我跟她說過了，我站著挺好的。我說得很清楚。我說：「薩麗婭，我願意站在窗戶前，看著下面的海，和馬科斯說話。」可是她說：「你會累著自己的，奧蒂，你得坐下。」

　　接下來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個大大的皮傢伙，去年她給我買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戶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壯實。你沒見過這椅子，當然沒有。就是，當然沒有。然後她帶著佯怒，歎一口氣，要我繼續講我的故事，可是到了這會兒，我已經心亂如麻，哪裡還講得下去。最終的效果是，她讓我感覺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譴責，不僅如此，她還讓我感覺自己活該受到這種譴責，讓我感到內疚，因為心照不宣的過錯，因為那些從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講下去，在我自己聽來，它也沒什麼勁了。它根本比不上媽媽和薩麗婭的扶手椅大戲。

　　「她叫什麼來著？」媽媽現在問道，「帕麗什麼的，對嗎？」

　　我和媽媽說過納比的事，他是我親密的朋友。對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況。她知道他在遺囑中把喀布爾的房產留給了外甥女，在法國長大的帕麗。可我沒和媽媽講過妮拉·瓦赫達提，沒講過她丈夫中風後，她離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沒說過納比對蘇萊曼幾十年的照料。那段歷史。太多去而複返重合。一如在朗讀你自己的起訴書。

　　「帕麗。對。她人很好。」我說，「很熱情。特別是對一個學者來說。」

　　「她幹什麼的來著，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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