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61)_李翊雲

六一

　　吃早餐時，本傑明大聲朗讀一條新聞，說他以前在斯坦福的同事發現了能夠以砒霜為食的細菌。那樣的發現值得慶祝嗎？我問。失策了。失策引來一番說教。我的意思是，我們應不應該祝賀那些細菌在飲食方面如此獨特？不過當然，本傑明關心的是人的卓越才華。我實在無聊，於是用果醬在一片烤麵包上寫下：Arse（屁股）。他湊近看了一眼。砒霜（Arsenic），他說，並指著報上的那個詞給我看，好像我不知道怎麼拼似的。我告訴他，麵包片上地方不夠。他又拿了一片烤麵包，寫下後三個字母nic。他見不得任何不完整的東西，他向我解釋。好像我在乎似的！

　　人們樂於視自己比別人聰明。我隨他們去——除非他們試圖要指點我。雖然我的名字前沒有額外附加的頭銜，但我仍在方框裡打鉤，說我有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我有的正是人生專業的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從威廉森先生為客人訂閱報紙那時起，我一直自學人情世故。吉爾伯特也熱衷於讀報，但他是在找尋自己和事件之間的聯繫。他一輩子關注每年九月的聯合國會議，仿佛他以某種方式出了力，讓那些政客有望全部集合起來。要我說，那樣思考新聞不對。我讀報紙的目的是看我躲過了多少災難。那每一場火災、地震、戰爭、暗殺和恐怖襲擊，那每一次火車失事、橋樑坍塌、油箱爆炸和生菜受污染，或各種破產、身份被盜、金錢或顏面的損失。謝謝，不需要。親愛的生活，我沒興趣參與你的戲。假如我想要的話，我可以創造我自己的戲。

　　你們看今天的新聞了嗎，有人走進風鈴教堂，偷走一個背包？原來照計劃要舉行一個悼念儀式，那背包裡是裝著骨灰的甕。逝者的家人和朋友，警察和安全監視器，等等，但在我看來，記者忽略了非常關鍵的一點。當那名竊賊打開背包時會多麼失望。真倒霉。在做了一件善事而沒有得到回報時，我們說人生不公平，可至少那些做善事的人都因此而有機會覺得自己以身殉道，可以哭訴申冤，給他們的履歷繼續貼金。如果是一件壞事，一件純粹為了牟利而做的壞事沒有獲得回報時，我們會說人生什麼呢？如果偷來的贓物僅是一壇骨灰？如果布下一個捕熊的陷阱，逮到的只是一頭食蟻獸？如果一個自私的人沒有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不要說那結果是報應。打擊就是打擊。不，我不是在為惡人辯護。我想說的只是，生活對誰都不公平。

　　羅蘭關於新聞失去新鮮感的牢騷其實話裡有話。是新聞都會失去新鮮感。假如不會，那才滑稽，好比花園裡的花不肯枯萎。那大概是一園子的假花。

　　令羅蘭難以接受的是他在報上讀到的東西與他無關。很多男人都難以接受。要不是那超水平發揮的細菌和他夫人（wife）沾上點邊，本傑明遠不會那麼多話。噢噢，我寫錯了。我想說的是他的生活（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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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6月19日

　　我斷斷續續地堅持寫這本日記。自離開紐約以來，我的小說毫無進展。沒有在這座島上交到真正的朋友。（在任何島上都沒有。直至最近我才想到，我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島上：新斯科舍省、曼哈頓、香港。假如我要去英國，那兒也是一座島。我唯一不在島上的時間，是和西德爾一同旅行時。）

　　我尚無值得記錄的浪漫邂逅，除非算上我去鴉片館的豔遇。一段在多重意義上令人沮喪的經歷。總有一天，我會把我在這兒的失意當成趣事講給一個女人聽。但現在還不是時候。那一天的來臨必須建立在事業有成的基礎上。

　　後來。

　　事業有成。什麼樣的成就，羅蘭？

　　心情陰鬱。陰鬱到令我環視四周，看我的手邊有沒有擺著一把槍。

　　過去的十分鐘裡，我一直注視馬路對面的雜種狗。兩條黃的和一條黑的，熱得無精打采，舌頭伸得老長，過分歪向一側掛下來。光屁股的嬰兒坐在三條腿的凳子上，他的姐姐，頂多四五歲，在看管著他，不懂得隨著太陽的移動，他們應當跟著動才不會被曬到。哦，狗和孩子，想不出辦法掙脫他們卑微命運的生物。我真忌妒你們。

　　西德爾回歸她美滿的婚姻，寄來情真意切的信，表面上看是出於友誼（或說不定是母愛）？！赫蒂盡心盡責地捎來新斯科舍省的消息。似乎沒有什麼能夠使我從這心灰意冷中振作起來。連去上海就職的消息也無用，這個消息似乎在與我共事的職員中招來不少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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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8月，我接受海關總稅務司在上海的一個職位。我相信正是在上海，我開始習慣僅用一個字母代號指稱大多數我交往過的女人。回想起來，這慷慨的做法等於一視同仁地給既想要記住又打算忘記的面孔蒙上面紗，對此我感到後悔。有時，我真希望能記起一個完整的名字，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只是幾個速寫的瞬間。——羅蘭·布萊，198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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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記住什麼，文字毫無幫助。我直到現在才開始將事情訴諸筆端。但我需要用來記住露西、吉爾伯特、羅蘭或其他人的一切材料全在我心裡。隨便問我一個我人生中出現過的人，我可以告訴你們幾則故事。原因不只是我記性好。我收藏人。不是出於貪心。我沒有囤積癖。我收藏人，因為我喜歡活在他們中間。他們並不總是知曉那一點。我有我的自尊。

　　造就人的是一個人沒忘記的東西。可憐的羅蘭——他像個勤勞的農夫般記他的日記，從不錯過一個時節。但除了遺忘，他還收穫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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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2日

　　幾天前的晚上在宴會上遇到K，我們已見過兩次面。她嫁給那個討厭的LL。我認為她根本不愛他。

　　今天下午，與K去俄國人的餐館吃茶點。從某個角度看，她的臉幾乎可以算漂亮。但再看，心中納悶，這張臉毫無血色，是不是醜得很。多麼奇特的一個女人。

　　來上海前她在海口。那兒只有少量歐洲人，她說，大部分是傳教士，為了宗教教義互相爭鬥。唯一可以團結他們的是我，她說，因為我是無神論者。

　　他們有沒有設法挽救你？

　　我患病時，他們競相給我喝他們能弄到的鮮牛奶，K說。用鮮牛奶治療一個無可救藥的靈魂。

　　後來K病得太重，不能繼續留在那座島上，於是他們把LL調到上海，讓她可以有條件看西醫。我們動身那天，她說，我虛弱不堪，必須由烏克蘭裔的港務長抱我上船。她描述她靠在那個烏克蘭人的肩上，看著LL走在他們前面，踏上跳板。我心中暗想：如果那位港務長失足，我們一起掉進水裡，我的丈夫大概不會想到回頭，看出了什麼亂子。

　　我問她，她和LL是怎麼認識的。她說，她懷著想當旅行作家的念頭離開英國來到亞洲。她賣出幾篇文章在英國發表，並得以在新加坡的一份報紙上開設一個專欄。後來我病了，她說。我本就不是合適的結婚對象，這下誰願意娶一個有病的女人呢？

　　無疑，LL願意。

　　後來，在我們上床時，我問她，除了她的丈夫，是不是只有我這個男人有傷風化地抱過她。噢，不過還有那位港務長，她說。上船後，在他把我放下前，我親了他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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