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89)_李翊雲

八九

　　1969年11月19日

　　倫敦。街上年輕的男男女女，頭髮太長，衣著太寬鬆，臉上的表情太茫然，使我覺得這座城市像個外國人。如果我更年輕些，我會爭取看起來和他們一樣——這種心情不正是四十年前我初到紐約時所有的嗎？四十年讓人往前挪了幾步，到棋盤的另一個格子裡。女孩走過，不勻出片晌的注意力看我，這個人屬於過去。男孩不把我的存在視作威脅，這個人已成歷史。

　　但請把我說成老派或保守。這些年輕人在他們的妄想中成長，被大麻搞得頭腦空白，他們只是在盲目地踏上明日的戰場。相反，我能從剛過去的歲月中獲益。在那方面，我是百萬富翁，他們，身無分文。

　　誠然，這同一代人也在家鄉、我們的周圍湧現。但赫蒂精於守住那條護城河，把我們與那一大群外甥外甥女及他們的朋友隔開。

　　我在夜間抵達。收到奧格登先生的一個女兒的電報後，我第一時間採取行動。

　　去倫敦，我一邊打電話給旅行社，一邊告訴赫蒂，奧格登太太快死了。赫蒂當即上樓為我收拾行李，熨平的黑西裝和黑領帶，短襪卷成一團，像剛出生的小黑兔，拭淚的手絹，護嗓的圍巾，應付心臟病的藥，備用的老花鏡，還有一支額外的水筆。

　　赫蒂的麻利令我肅然起敬。我之所以不離棄這段婚姻，也許是因為我一直活在敬畏中。那本題為「西德爾·奧格登」的書即將完結，對赫蒂而言僅是一個事實。我在西德爾的書裡是個什麼樣的角色，赫蒂沒興趣瞭解。也許當名叫「羅蘭·布萊」的那本書完結時，她會同樣輕易地接受那個事實，讓目光停留在「故事終」一詞上，但僅此而已。倘若我明天要死了，她也會像這樣麻利地收拾好東西。說不定她甚至會在把我送往停屍房時，也多帶一副老花鏡、一支額外的水筆和幾枚硬幣。這個有福氣的男人，他的妻子深知他習慣對他生活中的瑣碎之物丟三落四。

　　但是，我將不久于人世嗎？如果赫蒂這麼問，我會安慰她：不，親愛的，還不到讓死亡使我們分離的時候。我毫不懷疑她完全有毅力和勇氣繼續活下去，但她活得比我長有何意義？守寡的赫蒂與為人妻的赫蒂沒有區別。對她來說，天底下無新鮮事，所以也沒有事變得陳舊過時。我沒當過鰥夫。那種經歷始終像一條無人遊過的河，一瓶無人嘗過的酒，一片未經勘探的地帶，一個未曾相識的戀人。我倒想體驗一下當鰥夫的感覺。親愛的主啊，每對相愛、婚姻長久的夫婦，是不是都懷藏著這類不為人知、近似殺心的念頭？

　　看來我將比西德爾活得長。那點不足為奇，除非我此刻猝死，或遭遇車禍。但有個人——誰？我相信不是西德爾——曾對我說，我不是那種會被車撞倒的人。為什麼？那種悲劇只發生在那類不可或缺的人身上嗎？

　　＊＊＊

　　羅蘭不記得那句話是我對他講的。但起碼他記得我的話。

　　露西死後，吉爾伯特曾說，他不明白這樣的悲劇怎麼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你什麼意思？是說我們人太好嗎？我問。他說，不，我們是普通人，應當讓我們過普通人的生活，不受這苦。我暗自心想，誰能應允我們這個要求？身患癌症的人可能會想，不該是我得這種病。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一位家庭成員的人會想，這個世界不公平。娶了一個像莉利亞·利斯卡那樣的女子的人應該問問自己，為什麼是我？娶了一個像赫蒂·布萊那樣的女子的人應該問問自己，到底為什麼？

　　＊＊＊

　　1969年11月20日

　　我打電話到大學學院附屬醫院。聽起來西德爾似乎無法在電話上講話，但護士說，她會告訴她我到了。我也和奧格登先生的大女兒特莎·哈欽森通了電話。大概就在這一兩日內，她說。我說我會暫時不訂回程計劃。她鎮定自若的口氣，一點不含好奇心，令我想起赫蒂。這世界如果沒有像她們這樣的女人該怎麼辦？

　　午飯後，我去探望西德爾，盡可能耐心地多陪她一會兒。那天下午沒有一個不速之客。是她通知了人們，她想與我單獨相處這段時光嗎？

　　她看上去虛弱無力，但不似我想像的那般奄奄一息。她向我緩慢抬起一隻手的動作——我照禮節握住那只手，親了一下——令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刻，當時她懶洋洋地躺在她起居室的沙發上，伸出一隻手，表示休戰的意思。我那天想必心亂如麻。是在哈裡·奧格登死前，還是死後？那一點不再要緊。這種情形發生過許多次，每次如出一轍：我想從她那兒得到些什麼，她明確指出，我提那種要求是自討沒趣。如果我仍有時間寫出那部以我的人生為題材的小說巨著，也許應該給它取名為「歪曲的心情」。

　　或叫，「被歪曲的心情」。

　　西德爾與生活之間的唯一區別：她總是勉力撫慰我。生活那混蛋，從不。

　　西德爾完全發不出聲音。其他來探望的人，在她安靜的反應下，是不是更無所顧忌地講個沒完，或他們在她無言的審視下坐立不安，得體地待足一刻鐘後迅速離去？

　　連喃喃低語似乎也給她造成疼痛，但她依舊才思敏捷。她難以大聲講出的那些話，我能輕易明白。我們這對二重唱組合的編排變了，本質沒變。

　　赫蒂呢？她低語。

　　不，她不在倫敦，我說。我一個人來的。

　　她微微搖頭，可憐我。她的神情表達的是，那麼，沒有人在酒店守候。過去二十年中，每次西德爾與我見面，大多數時候在倫敦，也有在歐洲別的地方，但我總是以遊客的身份而至，有盡職的妻子陪同。她們不見面。我甚至不告訴赫蒂我去探望西德爾。我不必那樣做。在這個國家之間、意識形態之間、宗教之間衝突不斷的世界裡——在一個無論什麼都可能導致戰爭的世界裡，我讓兩個出眾的女人實現了休戰。

　　在一位忠貞的妻子和一位讓人畢生忠貞不渝的情人之間調停——這項工作需要更高的技巧，應當成為未來每個世界領袖、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的必修課。我的墓誌銘或許應該是：一位人類心靈的使者安息于此。

　　你不能指望我這次帶她來，我對西德爾說。

　　然而，她的眼中仍流露著憐憫，但現在更和藹了些。那麼等我死後，你只能獨自回去——那是她要對我說的話。或是，真遺憾，你沒考慮到回程會略有不同。葬禮後，誰陪你回家呢？

　　我不介意獨自上路，我說。

　　勇敢，她低語。

　　指我嗎？我倒寧可每次獨自旅行，我說，可惜我沒有選擇。

　　她搖頭，輕易看穿了我輕易講出的大話。她灰藍色的眼睛看上去更接近青春年少而不是瀕臨死亡。一輩子經歷了幾次巨大的喪親之痛，人們會在她的葬禮上這麼講，可他們不知道的是以下這個秘密。我們每個人在西德爾眼裡都是傻子，她從傻子身上取樂，度過了愉快的一生。

　　再者，誰能做到不獨自外出？我說，繼續反駁，繼續爭辯。她總有辦法讓我變回二十歲時的自己。即便對我自己而言，孤身一人又算得了什麼？我說，步步緊逼，仿佛她會給我答案。

　　她搖頭，不理會我的打岔。準備好談正事了嗎？她低語。

　　有一刻，我把她看作是俄語小說裡的那類人物，在臨終時制訂一份秘密的遺囑，指名我為她的繼承人。那樣會使我得到我需要的東西，讓我擺脫當前生活的一切束縛，獲得自由之身嗎？我會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給我的一切。不過在她死後，有人可能會跳出來質疑我繼承的遺產。也許是奧格登先生那邊的親戚。如果我們的社會地位顯赫十倍，我們會釀出一場轟動的醜聞。但眼下的我們，一個差不多被遺忘的詩人和一個小地方的書商。沒有人會知道，我們兩人一直活在人生的頂峰。

　　她指著床頭櫃上的一本便箋簿。簿子上，用他人的筆跡寫著一條指示。「我已經把你的信全部銷毀。請銷毀我的信。謝謝。」

　　正是那句非特指某個人的「謝謝」令我意識到，這條指示是給她所有朋友的。不過一時之間，我還是無法從那張字條的殘酷中回過神來。她不留給我任何東西。她不付出，她取用。固然，我把我寫給她的信用複寫紙留了副本，因此可以說並無真正的損失。但在臨終時做出那樣冰冷的舉動？

　　我不能留著那些信嗎？我說。

　　有何意義？她用微笑表示。

　　意義在於，活著的人需要活下去，我說。活著的人需要抓住點東西。你不能隨便把這些信一併帶走。

　　如果我不服從她的意願會怎樣？她並不會知曉。我不可能是史上第一個違抗女人遺願的男人。幾個星期前，我在報上讀到，一對小情侶，兩個看不到未來的失魂落魄的戀人，決定一起從摩天大樓的陽臺上跳下去。他們都喝了很多酒，但當女的跨出陽臺後，男的，突然之間，發覺自己再無一絲想死的念頭。如果我是那個男的，從令人暈眩的高處向下望，感到的不是懊悔或悲痛，而是極其慶倖自己沒有邁出那最後一步，那又怎樣？我不能阻止西德爾死去，但我可以繼續安穩地活在她與我本人共建的那個堅實的基礎上，用我們之間的所有書信做保障。

　　還是想要有個乾淨的了斷，她低語。

　　你不能指望我切下自己的一條胳膊，讓你獲得你想要的乾淨的了斷，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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