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8)_安東尼·馬拉

八

　　說來遺憾，我恐怕是最後一批革命之前就讀於「皇家藝術學院」的畫家。這些跟麥克辛一樣俗氣的後輩新人，自小在學校裡沾著稀薄的灰泥，還沒學會畫畫就懂得審查。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學習那些他們正在摧毀的藝術，也不懂得鑒賞他們手下的藝術品。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機會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畫，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於一九二七年，描繪十月革命。在一場無產主義階級的起義行動中，我誤將兩個人畫入抗爭的人群之中，這兩人當時並不在場。我還注意到其他錯誤，比方說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楊樹，或是單調呆板、空空蕩蕩的夜空，雖未接獲指示，我依然自行動手修正。一個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兩星期完成。一個人難得有機會重新來過。

　　麥克辛把另一張照片放到桌上。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懸于馬林斯基芭蕾舞團的舞臺上，她的左手高舉，迎向一盞隱匿聚光燈發出的光影，漆黑的秀髮上戴著一頂羽毛頭飾，一個若隱若現的男子伸出雙手，粗壯的手指緊緊圈住她的纖腰，可能是托舉她、拋擲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攝影師自後臺取景，前五排的觀眾清晰可見。

　　「這人是誰？」

　　麥克辛聳聳肩。她是誰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給我們，這就足以證明她已不再是個芭蕾舞伶。

　　但在這張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襪，劇院座無虛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裡，香檳冰鎮在冰塊中。她依然擁有她的事業、一棟家宅、一張文憑、一紙出生證明。

　　我知道我應該為我的噴筆上色，湊近她圓潤的臉頰，但她看起來好像我的弟媳——荒謬至極。我曉得，我若毀損她的面貌，似乎對她本人、這張相紙、噴筆中的油墨、任何一隻將會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雙將會看見照片的眼睛，加諸殘酷不仁的傷害。

　　我發誓我從來沒有興起這種念頭。我靜候心中的激蕩慢慢平息。麥克辛已經注意到我的神情，他問我是不是不舒服。

　　「頭昏。」我跟他說，「頭重腳輕。」

　　「你應該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裡晃來晃去。」他說，然後建議我們將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等到我爬上木階、回到路面之時，太陽已經像是一枚銅板，緩緩垂落在地平線。時值十月底，冬天的腳步已近。再過不久，暗夜將會包覆大地，整個聖彼得堡將變成一個我走過的隧道。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宮殿林立於涅瓦河岸，宮殿出自意大利建築師拉斯提裡，或是後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經忘了哪一棟是真品、哪一棟是贗品。拉斯提裡一七七一年在此地與世長辭，你可以看到後代增建的車道、車庫、天線、裝了鐵條的窗口和鍛鐵大門。這些增添的建築物是否破壞了拉斯提裡設計的初衷？或者說，身為受聘於皇室的藝匠，他是否意識到一個人的藝術創作就像政治觀點、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於社會的影響？

　　一張海報宣揚：女人，別受騙上當，參與體育活動！另一張海報上有個眼睛蒙上布條、步步走下懸岩的男人：目不識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見的瞎眼男子。

　　一走進公寓，我的眼鏡隨之模糊。我摸尋壁爐的余溫。八十多年前，一位波蘭籍僑民在這條街上發明了電暖爐；直至今日，我卻依然等著獲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時，一群人數足以組成一支足球隊的嘍囉橫掃我的公寓，沒收每一張包含了我的臉孔的照片。這是預防措施，他們解釋。

　　除了一幅領袖肖像之外，我的牆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暈光效果，致使臉孔似乎飄蕩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陳舊畫像裡的聖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於世間，那麼天主也只可能是個凡人。

　　我把肖像翻過來，肖像背面，我已畫上一隻宛似法國畫家亨利·盧梭筆下的叢林狸貓，金黃的斑點一閃一閃，躲在青綠的樹葉之間窺視。我輕歎一聲，心中慢慢升起一股歸屬感。這下我才感到自在。

　　在我這個時代，我的職業等於是一個拙劣畫家的次選酬賞。我在「皇家藝術學院」讀了一年書，在學校裡，我幫水果盤和花瓶素描，儘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靜物畫得跟照片一樣真切。接下來進階到肖像畫，我終於在這項最完美的繪畫藝術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志業。肖像畫家必須以一筆一畫稱頌人類的錯綜與繁複。在其他數百萬人眼中，肖像模特兒的眼睛、鼻子、嘴巴，看來可能眼熟，但模特兒的五官，就像畫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與喜樂，在他眼中依然獨特。藝術起始於這種稱頌的心情，或許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繪受害者的臉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繪罪犯的容貌，那麼劊子手就沒有機會手繪任何一張臉孔。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