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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她的手貼上我的頸背。男孩靜靜坐在客廳另一頭,睜著漆黑、呆滯的眼睛觀望。當他看著我,他看到了什麼?在你自己的故事中,你始終是個英雄,即使在別人的版本中,你成了一個惡徒。他媽媽的胸緊貼著我的臂膀。

  「你是他的哥哥。」她仍不放棄。「拜託你出點力。幫我們搬到其他地方。」

  「我修正圖像,如此而已。」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你跟我說啊。小孩一旦被送進孤兒院,我們將永遠找不到人。」

  她的眼睛佈滿血絲,雙手捧著我的臉頰,中指輕觸我的耳垂。她的鼻息飄向我的眼前,炙熱而凝重,感覺相當陌生。我想不起來最近何時有人對著我呼氣,也不記得最近何時有人這麼需要我。

  「你已經證明了你的忠貞。」我輕聲說。「這就夠了。根據我的經驗,這就行得通了。」

  她望向男孩,然後牽起我的手。她帶著我走過他身旁,朝向臥室前進,走向那張依然大到容納得下兩人的床鋪。我只想奪門而出,再也不必見到他們母子。她情願犧牲自己,把她亡夫的哥哥帶進臥室,她先生始終不明白,但她瞭解我們之所以駐足於世間,並非出自上帝的恩慈或是地心引力,而是因為「批准」,基於她的瞭解,小男孩說不定如我所願,果真快快樂樂地老去,成為一個胖嘟嘟、笑嘻嘻的老人家,想到這些,我不禁感到寬慰,但我依然想要轉身離去。

  我甩甩手,擺脫她的掌握。她轉身,一臉不確定。我靠向她,這樣一來,小男孩就無法偷聽。

  「你借由背叛證明你的忠貞。」話語從我口中送到她的耳中,我倆的距離頂多是一隻短小的指頭。「你告發某一個近親好友。我知道這招行得通。」

  ○ ○ ○

  那已是兩年前的事。一個月前,局裡徵用了我的小辦公室。我那個腦袋空空的上司,至少還有一絲刻薄的幽默感:他指派我在地底下繼續執行我們非做不可的「地下任務」,而且是數百米的地底下。

  我揮別天空,遁入地下。我身處一個個陰暗的電燈泡之間,想像自己在光影之中愈縮愈小,變成了卡拉瓦喬畫中的人物。不管我多早來到辦公室,工人們始終已經開始鋪設鐵軌,強化隧道的水泥牆,而且從來不曾抬起戒慎的雙眼,迎上我的目光。我步入漫天木屑,在另一頭的門口脫身露臉,門後即是未來的站長辦公室。

  我的助理麥克辛比我更早到。工作桌上已經備有噴筆、壓縮空氣罐、顏料、密封的指令、成疊尚未修正的照片。

  我們那個檔案櫃端立在角落,裡面擺著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辦得到,我們必須把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現在人民面前。這項差事進行得愈久,我們愈得把時間往回拉,以便尋求沒有用過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讀者們說不定會擔心他看起來愈來愈年輕;到了七十歲生日之時,他將貌似一個臉頰瘦長的青少年。

  「你遲到了。」麥克辛說。說到臉頰瘦長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個。宣傳動員局指派他擔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禮致敬,從此之後再也不來這一套。他經常致函稱頌領導,並暗自希望警察攔截、閱讀、記錄這些他表達忠貞的信函。他從不掩飾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圖。

  「我年紀大了,麥克辛。」我說。

  小混蛋麥克辛點頭表示同意。

  到了午餐時間,我們已經用噴筆修改了三張臉孔,臉孔出現在一張一九三〇年外貿委員會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來甚至比較像是一幅畫,而不像照片。或許我應該說「我」修改了三張臉孔;麥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煙,不時露出刻薄虛假的笑容。拿著噴筆、專注於照片上的臉孔時,我偶爾抬頭一瞥,赫然發現麥克辛專注於我的臉孔。這個渾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鉛筆的炭印。

  我們各自進餐。麥克辛待在水銀燈大放光明的辦公室,我在隧道裡閑晃。我已經在這些隧道裡漫步了好多個鐘頭,卻依然看不到盡頭。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車將載著我們的人民穿越這個地下世界,民眾將滿懷謝意,我們以他們的名義在此進行的種種工作也將得到肯定。

  下午我們專注于一幅伊薩克·布羅德斯基的油畫﹛譯注:Isaak Brodsky,1883—1939,蘇聯畫家,社會主義寫實畫風的鼻祖﹜,畫中的列寧抵達市區的芬蘭火車站,但當年我們的城市稱為「聖彼得堡」。

  「麥克辛,你注意到這幅畫的透視效果嗎?」我問。「沒影線全都集中在畫中人物張開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點拉到他的演說,你看得出來嗎?這種技法遠溯自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你不妨想想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

  傑出的畫作非常罕見。

  麥克辛眉頭一皺,指指躲在列寧身後的托洛茨基,這人非得刪除不可,因為他當時絕對不在場。

  「得了吧。」他語帶輕蔑地說,跟往常一樣蔑視形式主義。「光是修正這幅油畫就得花好多時間,你不必再跟我解釋整套西洋藝術史。反正繪畫藝術原本就應該隨著達·芬奇畫下句點,趁著登峰造極之時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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