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34)_安東尼·馬拉

三四

　　「這筆錢不是給你的，而是為了購買錄像帶。」我說，但是口氣太過急切。近幾年來，笑鬧片和浪漫喜劇片已經成為我最喜歡的電影類型。「幫我找一些外國片。」

　　她直直盯著我——或者說望向我的聲音——暫且忘記她的臉蛋變成什麼模樣。當飛彈擊中博物館、三個樓層的藝術品瞬間化為她幾乎無法逃脫的火海，她在我的身旁。三級燒傷在她的左臉留下冰川般的縫隙，傷疤延伸到後腦勺，覆住左半邊的頭蓋骨。她說不定可以用手指探測一下，但她看不見她的臉孔變成什麼模樣，就此而言，大火雖然奪走一切，她的失明卻是火神的贈禮。她失去了左眼。她即使把左眼朝向正午的太陽，空蕩的眼窩依然有如午夜般漆黑。但她的右臉還有一線希望。傷疤僅僅蓋住部分平滑的肌膚。

　　高熱之中，她右眼的眼瞼融成一團，封住了眼球，使之逃過最可怕的灼傷。她的右眼偶爾可以做出極為輕微的轉動，或是察覺燈光一閃一閃。一位眼科醫生告訴她，若是開刀治療，她右眼的視力說不定可以恢復。但是任何一位腦筋好到可以做這種精密手術的眼科專家，早已逃離格羅茲尼。娜迪亞尚未約定時間，但她下星期在聖彼得堡將試圖造訪六位眼科外科醫生。如果醫生願意開刀，而且手術成功，她說她打算搬到瑞典。我真擔心她在一個人民需要自己組裝家具的國家怎麼過活。

　　「如果真的動手術，而且相當成功。」我說。「你不必非得離開。」

　　「我得休息了。」

　　當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挖了一勺早上吃剩的蕎麥粥，抹在一片圓麵包上。蕎麥粥已經發硬，麥片顆粒塞在我的臼齒齒縫，口感粗糙，帶點葉酸的味道，讓人覺得吃下一口口纖維豐富的營養食品，大腸小腸變得有如豎立的滑道一樣暢行無阻。我在水槽裡洗手，任憑水龍頭的水一直暢流，即使我的雙手已經清洗乾淨。水管和自來水已於六個月前修復。門口上方懸掛著一張貼在汽車保險杆上的貼紙，貼紙上有條魚，魚身印著「WWJCD」？，貼紙來自美國一個教會，我們央求提供救生物資，他們卻寄來一木箱聖經和這些貼紙。

　　我從衣櫃裡拿出十二張燒焦的油畫，一排六張，排成兩排擱在地上。這些油畫毀損得太嚴重，不能送到特列季亞科夫畫廊參展。雖然每一幅都是一八七九年之前的作品，但是看起來全都像是嗑藥嗑得昏了頭的畫家繪製的超現實幻象。大多油畫的畫布已被大火燒穿，其中幾幅簡直像是裱裝的灰燼，令人想起阿爾貝托·布裡以燒焦塑料作畫的印象派，而非皇家藝術學院的古典派。﹛譯注：Alberto Burri，1915—1995，意大利現代藝術家。﹜其他油畫中，高溫熔化了油墨，形同照片的真實肖像因而變成了迷蒙的幻景。

　　衣櫥裡的最後一幅油畫是被我搶救下來的劄哈洛夫。我把油畫擱在咖啡桌上，就著一盞缺了燈罩的檯燈，在燈光下細細檢視筆法。色彩濃淡漸進，流暢自然，筆觸嫺熟高超，幾乎看不出下筆之跡；典型的劄哈洛夫。即使我花了三年光陰以劄哈洛夫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我對這位畫家的迷戀未曾稍減。劄哈洛夫全名普尤特·劄哈洛夫，一八一六年出生於高加索戰爭期間——萊蒙托夫、托爾斯泰、普希金日後皆以名為《高加索之囚》的中篇小說與詩篇，紀念這場戰爭——不到四歲，他已因戰爭成為孤兒。但是他天生的才華遠遠超乎他的出身，因此，他得以進入聖彼得堡的皇家藝術學院就讀，儘管因為族群背景而無法獲得獎學金、工作機會和贊助者，他最後依然成為宮廷畫家和藝術學院的成員。他學會了遊戲規則，他跟我們的內政部長都知道如何遵循統治者的旨意而出人頭地，這種人既值得仰慕，也令人同情。

　　一片牧野，一株黃杏樹，一道斜斜穿過綠草的石牆，青翠的牧野朝向山坡延展，一座用木板封住的水井，一間小屋。一九三七年，那位日後成為娜迪亞博士論文主題的審查員，在小屋的旁邊畫上格羅茲尼的一位官員。其後五十餘年，這人佔據了油畫的左下角，好像一尊擺錯了位置的寫實主義雕像。蘇聯的教條雖已滲入每一個角落，當下的一切因而僵化，但是眼前這幅油畫提醒世人，過去的一切就像是一張未完成的畫布一樣可被修訂、可被更改。一九八九年，當柏林圍牆崩塌、蘇聯各個衛星國逐漸分裂，當政客和情治單位忙著處理更迫切的問題、無暇顧及十九世紀的風景畫，我商請娜迪亞修復這幅劄哈洛夫的油畫。她訓練有素，頗富直覺，是個天生的文物修復師，其後幾個禮拜，她從畫中除去官員。我們沒有走上街頭；我們沒有推翻政府，或是驅逐領導人；我們在十釐米的畫布上起義。

　　這幅油畫是劄哈洛夫最普通的作品之一。劄哈洛夫曾為皇室繪製肖像，也曾作畫描繪著名的「伊瑪目夏米爾之降」，但我手中這幅油畫名為「午後的空曠牧野」，畫中所謂的「戲劇性」可想而知。

　　我在南方的高地長大，距離畫中的牧野僅僅幾千米。沒念過書、對藝術毫無概念的村民們驕傲地宣稱，這片牧野絕對值得劄哈洛夫提筆作畫。嚴格而言，牧野是國有農場的一部分，但是從來沒有人在這裡種植作物，牛羊也不准到這裡吃草，因為沒有人樂見羊群在劄哈洛夫的牧野大小便。我讀中學的時候，我們班到「格羅茲尼鄉土博物館」參觀，我終於看到那幅大名鼎鼎的油畫。

　　油畫掛在博物館的牆上，無論如何都不及村民們描述的鮮活，但重要的是，那幅油畫促使我進入大學攻讀藝術。我在學校裡結識麗安娜，我們結了婚，直到二十多歲還跟我爸媽一起住在狹小的屋子裡，只有在荒涼的公共場所才享有暢所欲言的隱私，比方說學校校舍的屋頂、診所的候診室、劄哈洛夫的牧野。我拿到博士學位、在博物館謀得一職之後，我們搬到格羅茲尼的一棟公寓，終於慢慢學會在床上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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