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86)_安東尼·馬拉

八六

　　「托尼帶著啤酒上哪裡去了？」我們的名字——亞歷山大·哈爾拉莫夫、沃拉裡·拉比達夫、伊凡·弗拉迪米、塞爾蓋·馬克林——中肯道出我們是何等角色，而不是我們想要變成的人物，所以我們把自己重新命名為托尼·蒙大拿﹛譯注：Tony Montana，電影《疤面煞星》的主角，由阿爾·帕西諾主演﹜、喬·派西、柯裡昂教父、嘻哈饒舌歌手圖派克。我們崇尚英年早逝的美國名流。我們的爸媽聽披頭士學英文，我們的英文老師是嘻哈傳奇歌手Biggie Smalls。

　　不同的午後，不同的公園，同樣的對話。

　　「叛亂一終止，你馬上出獄，這就是訣竅。」

　　「你怎樣才辦得到？」

　　「這很簡單。」我吹牛。絕對不要忘記「confidence」﹛信心﹜的前三個字母是「con」﹛詐欺﹜。「你預估戰爭會持續多久、你必須在牢裡待多久，然後找出一個符合刑期的罪行。」

　　罪與罰。我們對歷史毫無所悉——我們四人當中，可能只有一人曉得耶穌在哪年出生——但我們卻甘冒鑒古知今的風險，拿自己的未來打賭。我們押注：戰爭會在一年、兩年、五年之內結束。我們翻閱舊報紙，上網搜尋法院公告，找出符合每一個估算的罪行。毆打少數民族關一年。持械搶劫關兩到五年。走私販毒關五到七年。

　　我們想要混幫派，但是我們能拿哪個人做榜樣？我們的英雄在何方？我們的老爸們開無照出租車、洗盤子、幫汽車加油，他們非常怯懦，體內的血液連挨了鍘刀都不敢往外流。他們緬懷昔日，倒不是因為以前過得比較舒坦，而是因為當年大夥過得一樣悲慘。我們是他們的兒子，我們要的不止於此。

　　徵兵季節始於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漲，漫過下游各個村落的水閘。一群年邁的鱷魚在彼得保羅要塞的城牆邊曬太陽。酒鬼們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極圈的冬天褪去層層的外衣，露出淺粉橘、紫羅蘭、蜜桃李的色彩。我們同一天收到軍需處寄來的明信片，帶著明信片走到公園。這是我爸以前從牢裡寄信給我之後、頭一次有人跟我寫信。

　　我拿我這張印了紅旗的明信片跟朋友們的明信片做個比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樣。依照法律規定，軍需處可以命令我們畢業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檢查，但是不曉得為什麼，他們准許我們八月報到。如果我們全都死在基地，我們的家人是不是也會收到一張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說不定為了褒揚我們為國捐軀，軍方會寄給我們的家人一封制式的書信？

　　「我打算搶劫一家電器行。」亞歷山大高聲宣告，猛吸五口，解決一支香煙。他的肺跟藍鯨魚的肺一樣可觀。「關個三年，應該夠了。」

　　「三年太長，托尼。」伊凡說。「我猜頂多六個月。我打算搶劫觀光客。」

　　我們全都哄然大笑。

　　「儘管笑吧。」沃拉裡說，「但是你們都知道沒有一個條子會在乎誰搶了電器行或是觀光客。條子才會搶劫觀光客。但是偷開條子的警車？最起碼關四年。」

　　他們轉頭看我。「我還沒決定被關個幾年。」我說，口氣稍嫌遲緩。「但別擔心，算我一份，我絕對跑不了。」

　　我們拍掌擊拳，大搖大擺朝著Ploshchad Vosstaniya地鐵站前進，領取一張千元盧布支票——所謂「千元盧布支票」，其實是指海洛因，因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對折的收據裡。涅瓦河水花四濺，河面處處油污，遠遠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觀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驚訝讚歎，在相機前面興高采烈地跳來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鳥類。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如此急切。難不成那些有如粉撲的粉紅屋頂會長了翅膀飛走？我們轉彎走向Arsenalnaya街，繼續朝著komsomol街前進。遠遠望去，克列斯提監獄磚牆環繞，尖塔聳立，穹頂雪白，觀光客若將之誤認為一座宮殿，倒也不以為過。歷史課堂上，我們習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樣板公審中，一些微不足道、用來混淆大眾視聽的小人物被抓到這座監獄接受拷問。文學課堂上，我們閱讀阿赫瑪托娃描述這座監獄的詩作﹛譯注：Anna Andreevna Akhmatova，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瑪托娃，1988-1966，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俄羅斯女詩人之一﹜。她的兒子被關了十七個月。她隨同其他數百名女子在這些高大的磚牆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決與行刑。「你可以描述這一切嗎？」一位嘴唇青藍的女子輕聲問道。阿赫瑪托娃回答說：「是的，我可以。」

　　如今，磚牆之外，她們的孫女們靜靜等候，其中幾位的外套太大，幾乎蓋住整副身軀；獄中待審的囚犯們是她們的先生、男友、孩兒、父親。我們發出噓聲，我們高聲叫囂，我們問她們要不要跑趴。換作七十年前，她們的哀傷說不定值得一位偉大的詩人提筆撰文。但是現在誰還讀詩？

　　「我不怕。」我大聲說，沃拉裡、伊凡、亞歷山大全都同意他們不怕。我不知道我們說的是車臣還是克列斯提監獄。我從我朋友們手中收取一張張沾了汗水而軟趴趴的鈔票，走上一棟破爛國宅的三樓，領取那張千元盧布支票。

　　*　*

　　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報紙和部落格的分類廣告完全不一樣，那些廣告徵求具有商學院學歷、會說多種語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歐洲脫衣舞俱樂部跳舞的單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卻既不光鮮，也不浮華，而且無助於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讓「賈卡達」或是「頹廢」那些以長相識人的保鏢們放我一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員可比看守天國之門的聖彼得更難纏。頭一天上工，我清晨四點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樓幫基裡爾穿衣。他的襯衫、長褲、床單全都裁剪自政府核發的藍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麼穿衣？」我問。

　　他坐在床沿，臉上的笑容有如一萬瓦特般燦爛。他竟然喜歡看我受罪！快樂是一場零和賽局，我的比數愈低，他的比數愈高。目前看來，他的得分扶搖直上，隨時可能衝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來。」他說。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樣顏色的黃板牙。「只是比較花時間。」

　　「我們有一整天的時間。」

　　「你真多嘴。」他說，「尤其是對一個處男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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