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小小的火(42)_伍綺詩

四二

　　理查德森太太的內心可不像表面那麼冷靜：越是想到米婭，她越是生氣，越生氣就越無法不去想米婭。

　　她在西克爾高地過了一輩子，西克爾的價值觀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記憶裡，主色調是廣袤的綠：寬闊的草坪、高大的樹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這片綠色。綠色也是幾十年來克利夫蘭城市宣傳冊的背景色，仿佛在討好當地的那些正派居民，爭取他們的支持。這無可厚非，因為「正派人」是當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輩。從西克爾高地建立居住區的時候開始，他們就在這裡生活。作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們來到還是一個小鎮的西克爾——但那時候這裡就被譽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區」。她的外祖父在克利夫蘭市中心的「百萬富翁角」長大，他們家的豪宅與洛克菲勒家、美國電報業巨頭和美國國務卿家的房子同在一條街。

　　然而，到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父那一輩——從事律師職業的他事業有成，準備帶未婚妻回克利夫蘭結婚——市中心已經變得嘈雜擁擠，空氣彌漫的煤煙會弄髒女士們的衣服，所以外祖父決定搬到郊區。朋友們勸阻他，因為他們認為搬到遠離城市的地方實在瘋狂。但他熱愛戶外運動，未婚妻還是個出色的馬術師，西克爾高地有三條適合騎馬的山道，有適於垂釣的蜿蜒溪流，源源不竭的新鮮空氣，此外還有一條直通城市腹地的商業鐵路。夫婦倆在塞奇威克路買了房子，雇了女傭，加入了鄉村俱樂部。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母為她的馬傑克遜修了一座馬廄，成為「花盆」園藝俱樂部的會員。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親卡洛琳出生於1931年，那時候的西克爾變得更像城市，但田園風光還在，當地已經有了九所小學和一座紅磚結構的高中（剛剛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嚴格按照當地的住宅風格和顏色規則建造的，並且受到「未經鄰居同意，九十九年內不得賣給任何人」的規定限制。居民們認為，規則與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區團結美麗的前提。

　　西克爾當然非常美麗，草坪與花園隨處可見，居民義務不可推卸——定期清除雜草，只能種花，不能種菜。那些足夠幸運、能夠在西克爾居住的人自然認為這裡是全國最好的社區，而且路不拾遺——某位居民在馬路上丟失了價值上千美元的鑽石婚戒，服務部門立刻派出鏟雪車，把路邊的雪堆原封不動地鏟走，運到市政車庫，用熱燈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時候，夏天常在西克爾的湖邊野餐，冬季會去市區的溜冰場滑冰，聖誕節表演合唱。她在西克爾廣場的電影院看過《南方之歌》和《安娜與國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親會帶她到斯托弗餐廳吃龍蝦大餐。十多歲時，卡洛琳成為學校行軍樂隊的鼓手，在獨木舟俱樂部的停車場，她遇到了幾年後成為她丈夫的那個男孩。

　　在這個完美的地方，她過著自己能想像到的完美生活，西克爾高地的每個人亦有同感，所以他們也自然而然地覺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當「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馬利公交車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別處掀起軒然大波時，包括卡洛琳在內的每一個西克爾居民都充滿了優越感。畢竟，作為全世界最聰明、睿智、周到、富有和開化的居民，保持榜樣地位、啟發他人是他們的責任；作為精英階層，他們有義務將自己的福祉與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分享。

　　卡洛琳的母親就總是提醒女兒要多為他人的需要著想，她本人更是親力親為，組織聖誕節玩具慈善捐贈，加入當地兒童權益維護協會。在她的監督下，協會編寫了一本營養食譜，銷售食譜的收入全部用於慈善用途，她還把自己製作糖蜜餅乾的獨家秘方貢獻了出來。每當外部世界出現的麻煩——比如某位黑人律師的家裡被人放了炸彈——被西克爾人所感知，他們會立刻用行動表明這種事不會出現在西克爾，比如成立鄰里互助協會，鼓勵社區以西克爾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貸款，鼓勵他們搬進黑人鄰居中間，向黑人家庭提供貸款，鼓勵他們搬進白人鄰居中間；制定規則，禁止白人家庭賣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離，這條法令實行了幾十年，始終不曾廢除。

　　卡洛琳——作為擁有房產的白人和帶著一歲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輕母親——積極響應，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區融合促進協會」。幾年後，她驅車五個半小時，把女兒放在後排座，前往華盛頓，加入「工作與自由大遊行」，聲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遠記得那一天：陽光照得她睜不開眼，參加遊行的人擠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發的白霧從人群中升起，華盛頓紀念碑屹立在遠處的地平線，像一枚意欲穿透雲層的長釘子。她兩手緊緊抓住母親的手，生怕兩人會被人潮沖散。「多麼壯觀啊，」她母親望著遠處說，並沒有看向身邊的女兒，「記住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記住的是母親臉上的表情——把世界變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這件事與拉小提琴異曲同工，只要適當調整琴弦，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親深信的那樣，只要足夠努力，世上就沒有什麼難事。

　　然而，作為敬畏秩序與規則的第三代西克爾人，埃琳娜卻對母親堅信的理念產生了懷疑。1968年，十五歲的她打開電視，發現混亂如野火燎原，席捲全國。馬丁·路德·金一馬當先，鮑比·肯尼迪緊隨其後，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芝加哥、孟菲斯、巴爾的摩、華盛頓特區先後亂成一團，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寧。她的內心深處同樣燃起一股小火苗，這道火焰後來還蔓延到了伊奇身上，但伊奇的母親知道火苗出現的原因：它象徵著為公義而戰，與不公正鬥爭。

　　然而，儘管如此，電視上的畫面仍舊讓她擔憂：雜貨店陷入火海，屋頂冒出濃煙，火焰吞噬牆壁，被砸碎的窗戶的鋸齒狀邊緣像暗夜中的野獸露出的獠牙，荷槍實彈的士兵走過藥店和洗衣店，壞掉的交通燈下是阻塞十字路口的吉普車……難道只有燒掉舊的，才能得到新的？她腳下的地毯很柔軟，屋裡的沙發有著美麗的玫瑰圖案，屋外的喂鳥器上站了只咕咕叫的鴿子，一輛莊嚴大氣的凱迪拉克緩緩停在街角，再看看電視屏幕，她很想知道哪一個才是現實世界。

　　第二年春天，反戰抗議爆發時，她並沒有開車過去加入他們，而是給當地報紙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呼籲停止戰爭，她在背包上縫了一個和平標誌，在頭髮上別了幾朵花。

　　她沒有參加抗議並非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比起理想主義，西克爾高地更推崇務實精神，不做無用功，實用主義和對舒適生活的追求像一床沉重的厚毛毯，讓她裹足不前。假如跑到華盛頓加入那些抗議者，她要在哪裡過夜？如何保證安全？別人會怎麼看她？她會不會被學校開除？將來上大學會不會受影響？高三那年春天，某天的歷史課結束後，傑米·雷諾茲把她拉到一邊。「我打算輟學，」他說，「去加利福尼亞，跟我來吧。」自七年級起她就很崇拜傑米，當時傑米在英語課上稱讚了她寫的一首十四行詩，現在即將十八歲的他留著一頭長髮和落拓不羈的絡腮胡，一副鄙視權威的派頭。他說，他倆可以住在他的大眾麵包車上。「就像野營一樣，」他說，「比野營還要好的是，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她非常想和他一起去，而且做夢都想親吻他那張微笑起來有些靦腆的臉，可他們用什麼買吃的？在哪裡洗衣服？怎麼洗澡？她父母會怎麼說？鄰居、老師和朋友們又會怎麼看？她親了親傑米的臉頰，哭了起來。後來她再也沒見過他。

　　幾個月後，進入丹尼森大學的她和同學們坐在公共休息室看電視上的越戰徵兵抽號直播，傑米的生日——三月七日——被列入徵兵範圍。這麼說，他會成為第一批受到徵召的人之一，她想，不知他現在去了哪裡，是否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自己，聽說這個消息之後，他會應徵入伍還是逃跑？坐在她旁邊的比爾·理查德森用力握著她的手，他的生日是最後一批被抽中的，不過，他還沒有畢業，可以延期服役——她意識到，他是安全的，等他們畢業時，戰爭極有可能早已結束，她會和他結婚、買房子、安定下來。她告訴自己，沒有什麼可後悔的，她和傑米結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滅了。

　　她始終覺得，那種如同火焰的衝動是種極其危險的東西，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能推倒牆壁、越過鴻溝，以極快的速度擴散，哪怕只有一絲微風，也能讓火勢延燒若干英里。因此，最好還是小心控制這些小火苗，像保存奧運火種那樣，謹慎地傳給下一代——抑或是只適合把它們留存起來觀賞，提醒人們，衝動必須加以馴化，火苗必須得到控制，發出適當的光和熱已經足夠，沒有轉成燎原之勢的必要。她認為，預防火苗引發的火災才是關鍵。

　　這正是她的處世哲學。她覺得這套哲學非常實用，因為人生中經常需要放棄一些東西，從而讓那些更為重要的東西得以保留：比如美麗的房子、穩定的工作、親愛的丈夫、健康快樂的孩子。由此看來，這筆交易顯然十分划算。規則的存在是有原因的：遵守規則的人功成名就；違反規則的人則有可能將全世界都付之一炬。

　　然而現在來了個米婭，琳達的麻煩全部是她惹出來的。她一心想要剝奪別人做母親的權利，自己卻是個不稱職的母親：帶著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東奔西跑，從事各種不體面的工作，卻還要自我催眠——也給別人催眠——說服自己，這一切都是為了藝術；搬弄是非、煽風點火，插手別人家的閒事，像個危險的縱火犯。最讓理查德森太太憤憤不平的是米婭那股隨心所欲的勁頭，簡直是個不顧後果的瘋子。老朋友的遭遇也讓她心碎，這件事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災難。你可不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她想，既然大家都無法率性而為，米婭又怎麼能夠例外？

　　為此，理查德森太太迫不及待地要為老朋友討回公道，正是這種急迫促使她越過了底線：她決定一有時間就動身前往賓夕法尼亞，拜訪米婭的父母，查清這個女人的底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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