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外國作品 > 肖申克的救贖 | 上頁 下頁 |
| 一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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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回到書上,我走到廚房去喝我的啤酒,等我回來時,她已把《漫長的告別》攤在床上,仔細打量我。「大衛,你會不會加入這個俱樂部?」 「大概會……如果有人邀請的話。」我覺得不安,也許我又對她撒了謊,如果真有東35街249號B的會員資格這種東西的話,那麼我已經是會員了。 「我很高興,」她說道,「長久以來,你一直需要一些東西,我想連你自己都沒有察覺這點,不過我看得出來。我參加了救濟會、女權委員會,還有劇院會,你也需要一些東西,我想你需要可以跟你一起邁入老年的朋友。」 我走到床前在她身邊坐下,拿起《漫長的告別》,那是一本重新出版的平裝本,我還記得一九五三年愛倫生日時,我曾經送給她一本原版精裝本。「我們老了嗎?」我問她。 「我想是。」她說著,對我粲然一笑。 我把書放下,摸著她的胸部。「連這樣也不行了?」 她十分淑女風範地拉起被子……然後又咯咯笑著,用腳把被子踢至床下。 聖誕節前的星期四終於來臨了。那天晚上和其他晚上沒什麼兩樣,只有一件事明顯不同。出席的人比較多,大概有十八位,而且有一股強烈而難以言喻的興奮氣氛;尤漢生只隨便瞄了一眼報紙,就加入麥卡朗、畢格曼與我的談話。我們坐在靠窗處,談談這,說說那,最後才熱烈討論一個話題:戰前的汽車。 如今我才想到還有第三件例外的事——斯蒂芬釀了可口的蛋酒,酒並不烈,不過由於其中的甜酒與香料,喝下去喉嚨會辣得發燙;蛋酒盛在如冰雕般美麗的玻璃盆中。大家幾杯黃湯下肚後,嗓門也越來越大。 我望瞭望通往撞球臺的小門,看見華特豪斯與司徒把棒球卡堆成像海獺帽一樣,兩人大聲笑著。 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時間越來越晚……到了平常大家紛紛離開的時候,我看見安德魯手拿個紙袋坐在火前,隨即把它丟進爐內,也沒打開封口;不一會兒,七彩繽紛的火焰開始舞動,然後才恢復為原來的黃色,這時大家把椅子拉近,我可以看見安德魯背後拱心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斯蒂芬靜悄悄穿過我們中間,拿起空酒杯,注入白蘭地,一聲聲「聖誕快樂」響起,這時我才頭一次在這裡看到給錢的動作——這裡十塊,那裡五十,我看得很清楚,還有一張是百元大鈔。 「謝謝你,麥卡朗先生……尤漢生先生……畢格曼先生……」斯蒂芬有禮貌地悄聲道謝。 我在紐約住了許久,深知聖誕節是一年一度的「小費大典」;一點小意思給肉商,一點給麵包店和燭臺店,至於門房、管理員、清潔女工等就更別提了,與我同階層的人個個都覺得這是一種陋習。但那天晚上,我卻看不到任何人吝於付出,每個人都心甘情願,甚至熱心十足地掏出錢來。突然之間,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在249號B時似乎經常如此),在冷冽的倫敦聖誕節早晨,《小氣財神》中的小男孩對著施顧己大喊:「什麼?和我一樣大的那只火雞嗎?」而樂翻天的施顧己咯咯笑著說: 「好孩子!好孩子!」 我在皮夾裡摸索著,在愛倫的照片後面總是夾著一張五十塊鈔票,以備不時之需。斯蒂芬替我倒白蘭地時,我手不抖、心不顫地把鈔票塞進他手裡……雖然我並不富有。 「聖誕快樂,斯蒂芬。」我說。 「謝謝你,先生,你也一樣。」 他倒好酒,拿著謝禮走開了。安德魯的故事正講到一半,我四下瞧瞧,看到一個模糊僵直的男人身影,斯蒂芬安靜地站在門邊。 「各位大概已經知道我是律師。」安德魯啜了一口白蘭地,清清喉嚨,又喝了一口之後才說,「這二十二年來,我一直在公園大道的法律事務所執業;可是在當律師以前,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法律助理,在華盛頓特區的法律事務所工作。七月的一個晚上,公司要求我留晚一點,把法律案件的傳票索引編好再走,這部分跟故事無關;不過不久有個男人走了進來——這個人是當時最著名的參議員,後來還幾乎當上總統。他的襯衫上滿是血跡,兩隻眼睛整個凸出來。」 「『我必須見喬瑟。』」他說道。各位知道喬瑟·伍茲就是我那個事務所的老闆,他是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律師之一,也是這位參議員的密友。 「『他好幾個小時以前就下班了。』我回答。我可以告訴你們,當時我真是害怕極了——他的樣子好像剛剛離開車禍現場似的,也可能是剛剛經過一場廝殺;不知怎麼搞的,一看他的臉——我在報紙與電視上看過他的臉孔——看見他臉上一道道凝結的血塊,半個臉頰斷斷續續抽著筋,狂亂的眼神……看到這些,使我更害怕。『我可以打電話給他——』我已經在摸索著話筒,只想儘快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別人,然後我朝他身後望去,可以看見他踩在地毯上的血腳印。」 「『我要跟喬瑟說話。』他又說道,仿佛根本沒聽見我剛才的話。『我車裡有個東西……我用槍射它,也用刀子刺它,可是還是殺不死它,它不是人類,我怎麼殺,都殺不死它!』」 「他開始吃吃笑著……然後變成放聲大笑……最後是聲嘶力竭的尖叫;我終於接通伍茲先生,請他儘快過來一趟時,他仍然尖叫個不停……」 我不打算說完安德魯的故事,老實說,我不確定自己敢不敢說這個故事,我只消告訴你,聽完故事之後的幾個星期,我不斷做夢,你就知道故事有多恐怖了。有一次我和愛倫用早餐時,她問我為什麼半夜突然喊叫:「他的頭!他的頭還在土裡頭說話!」 「我想大概是做噩夢吧!」我說道,「醒來就忘了。」 但我立刻低頭瞪著咖啡杯,我想這一次愛倫知道我在扯謊了。 第二年八月的一天,我在閱覽室工作時,接到華特豪斯的電話,問我可不可以到他辦公室走一趟。我到那兒的時候,看見兩位董事卡登與艾芬翰也在,我腦中迅速閃過不祥的念頭,我一定做了什麼蠢事了。 這時卡登走過來對我說:「大衛,喬治認為應該升你為初級合夥人,我們也都同意。」 「你或許會覺得自己好像最老的初級員工,」艾芬翰露齒笑道,「不過,這也是必經的過程,如果幸運的話,聖誕節以前,你就可以成為正式合夥人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再做噩夢。愛倫和我出去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也喝了許多酒,然後又去了一家好幾年都不曾去過的爵士樂酒吧,聽藍眼黑人樂手吹喇叭,一直到凌晨兩點才回家。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們的頭在痛、胃在翻,卻依然難以置信竟會發生這等好事,我的年薪一下子提高了八千,經過這麼多年的等待,我們好像驟拾鉅款一樣意外。 那年秋天,事務所派我赴哥本哈根出差六周,回來後得知經常出席249號B聚會的韓若翰因為癌症而不幸過世,韓若翰太太驟失依靠,境況非常可憐,於是俱樂部發起捐款;大家推選我負責收集所有捐款——都是現鈔——再將其轉換為銀行支票,總數超過一萬元。我把支票交給斯蒂芬,我猜他大概把支票寄給韓若翰太太了。 巧的是,韓若翰太太正好是愛倫劇院會的會員;一段日子之後,愛倫告訴我韓若翰太太接到一張沒有署名的一萬零四百元支票,票根上只短短寫著:令夫生前好友敬贈。 「這是不是你有生以來所見過的最奇怪的事情?」愛倫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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