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童話(5)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五

　　附於本書最後的注釋解釋了我加在每則童話後面的地名，還列舉出我見到的用其他意大利方言寫成的版本。通過這些注釋，讀者將會更加明確，每則童話後面標注的「蒙費拉托」、「馬爾凱」或「奧特蘭多地區」等字樣並不意味著這個童話就屬於蒙費拉托、馬爾凱或奧特蘭多地區，而只說明我用的這個版本來自於上述地區，因為在我所掌握的眾多版本中，這一個在我看來不僅是最優美、最豐富、講得最好的，而且還能植根於當地的土壤中，吸收更多的養料，從而變得更具有蒙費拉托、馬爾凱或奧特蘭多地區的特徵。

　　但請不要以為具備這些條件的版本在每個大區的資料中都同樣豐富。應當指出的是，早期民俗學者收集和出版這些故事的動力來自於將它們與當時的書面文學進行「比較」的熱情，因此他們把重點放在這些故事的相似性上，而不重視它們的差異，他們突出某一主題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證據，而忽視對具體地點、時期及講述者本人方言特點的界定。我在本書中對地理位置的判斷有時是絕對明確的（如對西西里地區很多童話的判斷），但有時卻顯得武斷，只是依據注釋中的參考文獻而斷定。

　　我已經預見到會有很多批評正等待著我。那些熱衷於純粹民間文學的人將不會原諒我「插手」這件事，哪怕僅僅是一種「翻譯」的奢望。而另一些人又拒絕接受「民間詩歌」這個概念，指責我扭扭捏捏、缺乏魄力和懶惰，批評我拘泥和過分依賴於原始資料，總之就是沒有利用使我備受啟發的民間題材去創作一部完全屬於我自己的作品，就像我們傳統中古典短篇小說集那樣，或者像十八世紀的文學童話、浪漫主義童話或者像安徒生童話那樣的作品。

　　對這些不滿的言辭我不會無動於衷，因為其中也傳達出我自己的不滿，在工作中它們經常會襲上我的心頭，多少次當我面對滿紙要被翻譯的方言時，都覺得這無異於宣判它們的死刑；多少次當我面對翻譯過的童話時，我找不到任何證據來應對我對自己的反問：我是不是不應該為拯救它而從頭到尾地以全新的手法和想像去改編它。

　　然而，我的工作不能用另外一種方法來進行。就前文提到的第二種反對意見，我根本沒有仔細考慮過：幸福地創作自己的作品就從未被列入過我的工作計劃。我再說第一種反對意見，我已預感到這將是最重要的意見，即我對原始文本進行干涉的合理性。當然，試圖翻譯民間方言詩歌會是一種很荒唐的事，因為那要面對的是詩句，其詞語都有自身的價值。而童話卻享有很大的可譯性，這是敘事文學的特權（如果我們願意，也可以稱之為局限性）。

　　這本書的誕生有其明確的目的，就是要讓所有意大利讀者（及外國讀者）都能領略到包含在不是能被所有人解讀的方言文本中的那個奇異世界。用方言編成的童話集已經存在（雖然不易找到），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些書的編纂並非全出於專業興趣。我希望我的這本書能使一些讀者產生研究和閱讀這些童話集的願望，並且也許會使某個出版社願意重新出版這些書。

　　但是，一種單純的、簡單的翻譯就足夠了嗎？我們應該記得，每個大區的童話集都有著各自的編輯原則：因布裡亞尼和皮特雷採集或請別人代為採集童話時，都要求絕對忠實於出自講述者之口的細微變化、口頭語氣、習慣用語、難以理解的詞匯，甚至是語病；而孔帕雷蒂和維贊蒂尼①在用意大利語出版短篇小說集時，就時常採用冷靜概述的形式；貢贊巴赫和施耐勒也是這樣做的，只不過是用德語，而安德魯斯②則是用法語這樣做；德尼諾把用意大利語寫成的阿布魯佐童話與活潑的「通俗」文學筆調結合為一體；佐爾祖特③把他的童話還原為弗留利方言，都中規中矩，只是仍保持著書面文學的樣式，有些唯美；蒙塔萊的皮斯托亞地區（涅魯齊那部美妙至極的著作即來自於這裡）仿佛在以一種與意大利所有地方都不同的方式講述童話，即詳細、繁複，甚至是冗長的。我的工作即是努力把這些成分複雜的材料編成一本書，努力去理解和挽救每則童話中的「不同」，這種不同來自於當地講述的方式，來自於講述者個人的口音以及取捨（保持故事的完整性），這種「不同」也來自於民俗學者採集童話的方式和在其中的干預。

　　﹛①Isaia Visentini，編著《曼托瓦童話集》（Fiabe Mantovane），其中收錄童話五十篇和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
　　﹛②Andrews，英國作家，旅居意大利蒙托內，用法文翻譯出版《利古裡亞故事集》（Contes Ligures）。﹜
　　﹛③Dolfo Zorzùt，意大利作家，于1924至1927年間出版弗留利方言童話集。﹜

　　這裡我要單獨談一談托斯卡納的童話。我從意大利其他地區方言翻譯童話的方法（以及改寫我找到的童話譯本的方法）都用在托斯卡納大區的童話中。因為托斯卡納人所講的方言與別的地區所講的方言一樣也是方言，與別的方言一樣不同於意大利語，有時還更艱澀難懂。所以在我的書中是不能有這樣的句子的：「Sentu un ciàuru di carni munnana（我聞到了人肉的味道）」，也不能出現：「Pinto e incoraggito dagli sberci della moglie, a bruzzolo il pescatore rideccolo al lago（在妻子大喊大叫的催促下，漁夫立刻鼓起勇氣回到了湖邊）」。

　　當然，處理托斯卡納方言的文本是最難的一項工作，其結果存在最多爭議，其譯本也最容易與原文進行比較，這常會讓我大吃苦頭。此外，對於很多文本，我還要儘量削減它們的語言特色（與我平時對於其他方言的態度相反），把它過於豐富、色彩濃烈和惹人喜愛的詞匯變得乾癟蒼白一些。這項我並不情願去做的工作其實是一種關係到文學道德的行為，因此工作中我不僅要照顧到詞語的作用、措詞的文雅和通篇的和諧，還要嚴格保證，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助於「放棄」原有的風格，體現文本中最重要的東西。

　　總之，我對每則童話中所作的干預的程度和性質都是不一樣的，這取決於文本對我的啟示。有時文本令我肅然起敬，使我只能努力一字不差地翻譯它（如普裡亞地區的《五個浪子》，西西里地區的《謀生在外》和《不幸的姑娘》，寓意深刻的《理髮師的時鐘》），有時文本又像一個純粹的出發點，讓我進行一次風格的嘗試（如在幼兒童話《大布袋裡的小男孩》中，人物姓名和兒歌都出自我的筆下；在《瘸腿魔鬼》中，或許是為了不與馬基雅維裡的《貝爾法戈爾》進行文學的比較，從而消除敬畏之心，我接受了文本中一些粗俗內容的啟示，進行改編。在聖安東尼奧的撒丁島傳說中，我利用翻譯的機會，「配置」上了自己的敘述；在利古裡亞童話中，有一篇的內容平淡無味，於是我就發揮想像，編出了一個我不曾擁有的方言文本，等等）。有時我為童話中那些通常沒有名字的人物起名字，這樣做足以使這則童話在詩意的階梯上躍上一級新的臺階。

　　在我整個工作過程中，我時刻遵循著為涅魯齊所鍾愛的那句托斯卡納諺語：「若要故事好聽，就得加以潤色。」所以，民間故事的價值就是由講故事的人一次一次反復編織出來的，人們口口相傳，不斷為它增加新的內容。童話沿著一條沒有盡頭的無名長鏈不斷傳播著，我也希望成為這條長鏈上的一個環節，然而這每一個環節都永遠不應該只是純粹的工具或被動的傳播者，而要成為真正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上述諺語與克羅齊的觀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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