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記憶(16)_安妮·埃爾諾

一六

　　這是一張正方形黑白照片，邊長五六釐米，邊緣呈鋸齒狀。從右到左，可以看到，靠著豎板條牆依次擺放的是一張金屬框架床，緊挨床的是一張帶抽屜的長方形小木桌。桌子旁邊是一扇關閉的門，門頂部有一扇玻璃窗，可以從走廊上透過這扇窗戶看到裡面。

　　在桌子上方，照片的中間位置，有一件無袖的夏季連衣裙貼著隔牆掛著。牆上的兩個白色的搪瓷球正好作為衣鉤。裙子上印有五顏六色的圖案，是花朵或阿拉伯式花紋，腰部有許多褶子，這是大碼裙子的標誌。光線落在裙子上，裙子的底部垂到桌子，可以看到上面有兩本書或筆記本，打開著，一遝紙，一個筆袋。燈光的亮度能夠讓人看清房門，看清門把手上方的深色污垢痕跡，以及似乎是鎖被拆除後留下的痕跡。床只拍到了一半，床頭在陰影中，堆著淺色衣服，可能是睡衣或睡裙，在最上面，有一張小圖片釘在或貼在隔板上，內容看不清，但肯定祈禱卡。

　　裙子空蕩蕩的，那兩個掛衣球看起來像盲人的大白眼，奇奇怪怪的，整個畫面像是一個無頭生物，掛在髒兮兮的牆上。同時，在周圍一窮二白環境的襯托下，它有一種奢華感。（憑我的直覺，我會在裡面穿有箍的荷葉邊襯裙，這種襯裙會使外面的裙子有一種蓬起的感覺，就像貝爾蒙多在電影《筋疲力盡》中舉起的那個路人一樣，然後我會穿上從埃拉姆買來的與之配套的淺綠色薄底淺口鞋。）

　　照片沒有任何景深，就像是一個沒有立體感的平面畫。由於房間狹窄，相機又沒有廣角，除了一堵牆外，沒能拍到其他東西，唯一捕捉到的，就是灑滿陽光的畫面。背面用藍色記號筆寫著：離開前的埃爾內蒙單間，1959年6月。

　　這張照片是我在參加完哲學專業的筆試後拍攝的。就在不久前，我剛得到一台相機，是一台柯達酚醛塑料布朗尼閃光相機，一個批發商送給我父母的。他們大量購買一種產品時會得到各種各樣的贈品。我記得當時特意把桌子搬到了窗下，通常它是放在床邊的，所以，它才能入鏡。

　　我不知道當時拍攝這個房間對我意味著什麼。這是我之後四十年再也沒有做過的事情，我甚至沒有想過的事情。也許我想記錄一種不幸和一種蛻變的痕跡。今天，我覺得照片中的兩個物品代表了這些痕跡：裙子，是我前一年夏天在夏令營穿得最多的一條裙子；還有桌子，我在桌前花了大量的時間學習哲學。

　　我現在用放大鏡觀察照片，以便發現更多的細節。我盯著掛著的裙子的褶子，金屬的電鈕——一種停產很久的款式，電鈕在一條黑色電線的末端，電線沿著門框向下延伸，這個電鈕是後安裝的，上方還留著之前那個電鈕的痕跡。我沒有試圖回憶，而是試圖置身于女生宿舍的這個單間裡拍照，不思前顧後，只是聚焦在那一刻。在這一刻，我是一個即將年滿十九歲的女孩，她拍下自己馬上要離開的地方，她知道，是永遠地離開。將視線定格在門上灑落的白光上，一撥聽覺感受襲來。每個整點的鐘聲，宿舍管理員（也就是修女們雇用的可憐女孩）乾巴巴的拍手聲，她每天六點半拍手叫我們起床，接著是「萬福瑪利亞」的喃喃自語，聽著像還沒睡醒的樣子，從別人的單間裡傳出來。一個女孩下課回來，經過我的單間，腳踩在地板上吱吱作響，關門的聲音震動了整面牆，然後她一邊收拾，一邊哼著歌：「保持快樂，保持傷痛。誰知道船什麼時候返航。只有失去的愛不再。」這就是我的真實處境，既滿懷悲傷，又充滿期待，更確切地說，這種感覺無從描述，仿佛重陷其中便不可言傳。

　　這個房間，它是真實存在過的，我除了用語言來表達它的存在，別無他法。

　　我在想，我一直盯著這張照片看，與其說是想變成1959年的那個女孩，不如說是想捕捉那種現實與過去不同的特殊感覺，現實是我坐在窗下的書桌前，過去是一種脆弱的、也許是無用的征服，但在我看來卻是理解生活、掌控生活的能力的延伸。

　　在我寫作的時候，一個我不能稱之為我的人活躍在埃爾內蒙的單間，這個人縮小成一個眼神、一個聲音，外形模糊不清。

　　矛盾的是，我再也不想成為那個房間裡的我，想想都覺得可怕，那是在1959年夏天和1960年秋天之間，那個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958年9月30日下午，這個女孩和母親一起來到埃爾內蒙修道院女生宿舍的這個單間裡，修道院就在魯昂埃爾內蒙街上。然而，她仍然懷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期待，迫切地希望能以另一種形式延續夏令營的生活。母親幫她買了安頓所需要的被子和床單，花的是她在S市賺的錢，然後就走了。她隨即敲響了隔壁房間的門，一個棕色小卷髮的女孩打開門，驚訝又尷尬地看著她，她歡快地說道：「你好！我叫安妮，你呢？」這將是她們唯一的一次交流，因為這個女孩是美髮師學徒。「美髮師女學徒」是最多的，她們和那些上高中或大學的女孩哪怕住隔壁，彼此也不說話，在食堂裡也分桌吃飯。

　　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別人，滿心歡喜地想跟別人分享自己的假期。

　　最初的幾個晚上，她提議玩夏令營的猜謎遊戲，說一些玩笑話，唱起《媽媽，什麼是貞操》和《柏拉圖之父博物館》，完全不顧及周圍女孩的矜持，認為她們羡慕或嫉妒她，直到一個女孩用平靜的語氣說她的朋友中沒有人這樣講話。（她，瑪麗-安尼克，曾是多明我會的學生，一個工業家的女兒，每週都去上擊劍課，我討厭她，她肯定更看不起我。）

　　她給室友珍妮寫了一封言辭深情的懷舊信，又給住在魯昂那個臉上有酒紅色雀斑的女孩克勞迪娜寫了一封，希望能再見到她。她倆都沒有回信。在那一刻，我是否曾懷疑過她們一直把我當成一個無腦的小妓女？

　　從伊沃托的聖米歇爾寄宿學校畢業後，最理想的去處就是貞德高中。班裡二十六名同學，她一個都不認識，也沒有老師認識她。在這裡，安妮·杜切斯內昔日的優秀生光環消失了。她們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她發現自己寂寂無聞、不為人知。沒有了修女們的嚴密監視，取而代之的是，優雅的青年教師的漠不關心。她們能力超群，讓她大為震驚，同時也讓她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擔憂。

　　英語課上，她時刻擔心被提問，因為她甚至可能聽不懂問題。終於等到去上體育課，去游泳池，但是沒有想像得快樂。體育館很無聊，游泳池也只適合會游泳的同學。很快，有了醫生的假條，她就不用上體育課了。

　　與她所想的不同，在聖帕特裡斯街的高中出口處，沒有隨便、叛逆的女孩，也沒有一群男孩在那裡等待。她試圖尋找那些放蕩不羈的女孩，但卻不敢跟她們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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