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記憶(24)_安妮·埃爾諾

二四

　　我們經常會找個空教室，背著別人侃侃而談。我們首先提出了一個假設，然後把它當成了我們共同的計劃：離開師範學校，去英國做交換生，十月份回來攻讀文學專業。我不記得我們是苦思冥想了幾個小時，還是靈機一動有了這個想法。但是誰先萌生了這個想法呢？肯定是R。我看到安妮·D當時絕望至極，暴飲暴食，深陷寄宿生活的困境，她永遠不會也不能逃出自己縱身跳下的陷阱，主動動搖最初的承諾，不得不讓父母為她在學校的這幾個月的學習生活買單，而所有這些，最後發現都是非常容易解決的。不管是校長，還是父母，都沒有施加阻攔。

　　我的家人沒人知道我想就讀的「預科」是什麼，但這並不妨礙母親內心充滿驕傲與抱負，她準備好傾其所有，只為女兒能夠爬得「更高」。父親很失望，好像我輕視了他的理想。（他一生都把《巴黎—諾曼底日報》刊登的師範學校錄取通知放在錢包裡。沒有什麼能夠取代他這一最幸福的時刻，作為一個十二歲就輟學在農場工作的小農民，這是他對世界的反擊。）

　　然而，離開師範學校後，我對自己實現抱負的能力有所瞭解了。我在1960年2月29日的信中寫道：

　　「我想成為一名教師，但是夢想可能無法成真。我想成為一名圖書管理員，重拾我以前的夢想。」

　　1960年3月末。我看到她站在停靠在濱海布洛涅火車站的人行通道上。金黃色的髮髻，鑲金邊眼鏡，眼鏡上邊框是黑色的。她穿著天藍色的中長款防水大衣，在這個季節，這件衣服太薄了，但是她的行李箱沒有空間放冬天衣物，而且她秋天就會回來。火車幾分鐘後會再次啟動出發前往濱海火車站，乘客們的目的地是福克斯通。透過緊閉的車窗，她看著站台上一動不動的母親。母親既感到吃驚，又感到挫敗，因為她不得不下車，不能陪女兒一直到海關，然後送女兒上船，可是她堅強地沖女兒微笑。女兒感到眼淚在眼睛裡打轉。不知道她是否還記得一年半前在S火車站的類似場景。

　　今天，正在寫作的我，把兩幕場景放在一起，一幕場景中女孩眼泛淚光，我注意到兩個女孩的不同：第一個女孩，志得意滿，恨不得立刻離開家，離開她的小鎮；第二個女孩，既不驕傲也不迫切，佯裝鎮定，努力掩飾離開和分別帶來的悲傷，她對即將面臨的未知世界沒有任何期待。這個從未去過巴黎的女孩，可能自己獨自來到倫敦，被帶到一個外國家庭，和他們一起生活六個月，時間太長了。這完全無關于童年和青春時期的夢想。她離開，是因為她誤判了未來，她因失敗而遠走他鄉。不能在伊沃托待著「無所事事」，置父母于尷尬的境地，客人們出於好奇會故意問東問西。她必須離開，這是不可避免的，從她上小學、成績優異開始，這一切就註定了。她不應該想要——她不應該喜歡——待在廚房那張鋪著油布的桌子旁邊，待在伊沃托，她必須像她母親所說的那樣，「繼續前進」。她是阿茲納武爾（Aznavour）的歌曲中的莎拉，這首歌讓她暗自煩惱，其中的一句歌詞是「不能為了父母而活」。那時那刻，她必須斷掉自己與這個世界的唯一聯繫。兩周後R會在倫敦與她會合的約定，也絲毫不能讓她擺脫離別的哀愁。

　　前幾封寫給瑪麗-克洛德的信件，信封背面都寫著「英國倫敦肯弗街21號，郵編N12，安妮·杜切斯內」，信中洋溢著熱情，而這種熱情自從夏令營開始就消失很久了。住在「時髦的人」家裡，即珀特納夫婦，他們「三周後要舉辦花園聚會」，也不必幫忙照顧他們的兩個兒子，因為他們都大了，布萊恩八歲，喬納森十二歲，對此她滿意極了。她形容這座房子「非常漂亮，鋪著紅地毯，到處都是鏡子，有點美國的感覺」，提到他們「信仰猶太教，週五晚上吃飯時會習慣在桌子上點蠟燭」。她羅列了自己參觀過的地方，國家美術館（「馬奈、莫奈、雷諾阿」、《泉》），聖保羅大教堂，杜莎夫人蠟像館（「恐怖廳」），倫敦塔，碼頭，白金漢宮，大理石拱門，皮卡迪利廣場。她寫道：「我喜歡我的生活，我喜歡四海為家，我想周遊世界、熱愛萬物」，然後她還補充道：「當我們在伊沃托的時候，我們覺得你會有浪跡天涯的命運，而我會有寧靜的生活，不是嗎？世事真的改變了我們。」她這樣說，是出於虛榮，也是出於一種無意識的對過去自己的反擊，就在不久前，她還處於困境中裹足不前呢，而現在卻有了更好的社會身份。

　　我認為「世事」指的是夏令營、H和師範學校的經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寫下「英國是安靜的國度，萬物平穩。草綠油油的。人們喜歡淺色，粉紅色的蛋糕，甜美的歌曲，就像佩裡·科莫（Perry Como）的歌」的女孩，不再不屬於這個世界。即使她仍舊暴飲暴食，哪怕她的例假還是沒來，但是她冰冷的內心正在慢慢融化。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什麼是「好品味」。而回想起來當時，室內粉刷得金碧輝煌，沒有古董家具，沒有書櫃，沒有書籍，只有一本《讀者文摘》，這在我看來似乎是典型的新貴階層的家，1960年的女孩一定覺得自己身處在一個豪華的世界裡。在一間掛著厚重窗簾的客廳，有兩張面對面擺放的柔軟沙發，一台大電視，幾張茶几，一個酒櫃。廚房裡配備了她只在家用電器展櫃內見過的電器，電爐、冰箱、洗衣機、烤麵包機、食品攪拌器。浴室明亮耀眼，廁所是粉色的，門口的雕花小圓桌上擺著一部象牙色的電話。她是否曾想到前一年看過的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電影《我的舅舅》？看電影時她並沒有覺得電影好笑。有生以來第一次躺在浴缸裡，讓她體會到久違的快樂。在這樣的環境裡活動、呼吸、吃飯、睡覺、使用新工具，讓她毫無異議地接受一切不喜歡的工作，這些工作遠遠不是管理交換生的「國際關係」組織所宣傳的簡單的「家務幫助」，而是：

　　每天早上：洗碗，擦廚房和起居室的地板，用清潔劑擦洗浴室和廁所，用吸塵器打掃所有房間（樓梯需要用小掃帚配著小簸箕清理）。

　　每週：給前門打蠟，清洗銅器，熨燙衣服。

　　這段記憶也是無法磨滅的。

　　簡而言之，這種在更高階層沉浸式生活讓我同意父親在我回到法國後所說的話，他說：「實際上，你在英國就是個小女傭！」這種想法，哪怕笑著說出來，也深深刺痛了我，極具侮辱性。處於這樣的奴役狀態，我不由自主地使用各種小技巧，以便自己中午前能空閒下來，比如只是弄平床單和毯子的皺紋，吐口水來擦拭玻璃桌。

　　我在第一封信中就表達了「熟練掌握英語」的決心，我還在信中說我閱讀《每日快報》，開始閱讀被稱為「新薩岡」的美國人帕梅拉·摩爾（Pamela Moore）的《早餐巧克力》，還去看了《紳士聯盟》，但這種決心很快就瓦解了。越來越不想去郊區上課，雖然每週只有一個晚上有課。可以從芬奇利的一個圖書館借閱當代法國小說，但卻讓她很受打擊。信中說「一直沉浸在法國小說中，讓我很自責」，她羅列了讀過的書，基本都是近期出版的：

　　布托爾（Butor）的《變》
　　安德烈·施瓦茲·巴爾（André Schwartz-Bart）的《最後的爭議》，一本精彩的書
　　羅傑·瓦揚（Roger Vailland）的《致命一擊》，讓我讚賞不已
　　伯納德·普利瓦特（Bernard Privat）的《牆角》，我喜歡
　　羅傑·佩裡菲特（Roger Peyrefitte）的《特殊友誼》，相當無聊
　　克洛德·莫裡亞克（Claude Mauriac）的《城裡的晚餐》
　　讓·布洛特（Jean Blot）的《紐約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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