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記憶(27)_安妮·埃爾諾

二七

　　R矢口否認，鎮定自若地否認了一切，儘管在她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副手套和其他小玩意。她的英國寄宿家庭繳納了二十英鎊保釋金，才讓她免於在監獄裡過夜。轉周她就出庭受審。我把手放在《聖經》上發誓，給她做無罪證明。我提前還鍛煉了英語。我感到一種必勝的決心，就像面對考試一樣。珀特納一家覺得我很了不起。R的律師在結束辯護後，懇請法官看看被告的臉，那張臉上難道不是寫滿了無辜嗎？他手指向她圓圓的臉，當時她留著珍·茜寶（Jean Seberg）那樣的髮型（因為我們剛看過電影《你好，憂傷》），同時他還想讓大家相信：私人偵探的面孔討厭兇惡，她的指控一定是誣告。

　　R被認定為無罪。我們的魯莽行動，持續了兩個半月，結局總算圓滿。

　　我們以為社會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只是肉眼可見的一些事情。社會秩序的恢復打破了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遊戲泡泡。通過讓R出庭受審，讓我宣誓，英國教訓了我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不當行為。法律層面的勝利，讓我們很快忘記了這件事。R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與1960年發生在一個女孩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相比較，得出了一個很好的結論：這比懷孕要好。似乎我們很快就不再談論此事。這是我們兩個不光彩的秘密。

　　關於R，我記得的最後一個真實畫面是，1971年8月底的一個早晨，一個穿著黃色連衣裙和藍色開衫的無精打采的年輕女人，和丈夫、小女兒在聖奧諾雷—萊班溫泉公園的一條小路上越走越遠，最後上了一輛停在停車場裡的DS汽車。

　　我不知道她後來怎麼樣了。正是這段流逝的時光和這種一無所知，讓我覺得可以講述關於她的事情。仿佛半個多世紀前從我的生活中消失的那個女人人間蒸發了；或者說，除了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其他時間我不覺得她存在過。當我開始寫關於她的事情的時候，出於一種潛意識的小心機，我一直未言明自己是否有權揭開她的秘密。在某種程度上，我收起了自己的顧慮，以便能夠達到目前這樣的狀況，我知道不可能刪除、放棄自己寫的關於她的一切。這對於我所寫的關於自己的內容是有幫助的。這就是與虛構故事的區別。現實和已經發生不留給我們任何商量的可能。過去記錄在倫敦法院的檔案中，有我們的名字，她是被告，我是辯護證人。

　　＊＊＊

　　我在英國做交換生時唯一一張照片，是R在芬奇利露天泳池幫我拍的。那是一張5×5釐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我離得很遠，坐在石板地面上，背景是田野和樹林。我在想，這張照片上的我當時在想什麼，在回憶什麼，心裡裝著什麼事？或者說，所有這些就註定了我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或者我已經成為什麼樣的人。

　　挽著像布裡吉特·芭杜那樣高聳蓬鬆的金色髮髻，穿著一件塞爾福裡奇比基尼，戴著太陽鏡，擺出精心設計的姿勢——一隻手撐在石板地面上，另一隻手自然地放在蜷起的腿上，這樣的姿勢凸顯了我的豐乳細腰，但其實是因為胸罩裡墊了「增大」泡沫襯墊。我看到一個令人銷魂的女孩。安妮·D成功變成了大號版的夏令營金髮輔導員，H的金髮女孩。只不過她這個銷魂女郎冷漠無情，暴飲暴食，沒了月經，傲慢地拒絕了男性的靠近。1960年8月18日的信中寫道：「在泳池裡，我和三個男孩說話了，一個瑞士人、一個奧地利人、一個德國人。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他們的暗示讓我望而卻步，我們的關係沒能更進一步。」

　　夏令營的回憶塵封了。R這個「真實的女孩」的存在讓「一無是處的女孩」的過去不值一提。無法向R傾訴，我只能選擇遺忘。在她身邊，我慢慢建立起自己的體面。無論她生理上是否失去了貞操，妓女又變成了「真正的女孩」。現在誰還記得之前那一個？真的沒有人。

　　當她閉著眼睛躺在浴巾上的時候，照片中的女孩感覺「自己已經脫胎換骨」，正如我後來在信中所寫的那樣。我想童年的畫面一定劃過她的腦海。因為正是在倫敦，某天下午，天上飛機的轟隆聲讓她想到了戰爭時期的狂轟濫炸，街上讓人驚慌失措的警報聲，可她卻有一種甜蜜的感覺。因為她遠遠地看到了父母，他們在小店裡，老了，有點呆呆的，善良依舊。離別讓她感受到她對父母的愛。似乎現實與記憶有很大差距。

　　我開始培養自己變成一個文人墨客，一個某天會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的人，仿佛這些經歷就應該被記錄下來。

　　1960年8月底或9月初的一個周日下午，我獨自坐在伍德賽德公園站附近的公共花園的長椅上。天氣晴朗。孩子們在玩耍。我帶了寫作的紙筆。我開始寫小說。我可能寫了一兩頁，或者更少。也許只有這個場景：一個女孩和一個男人躺在床上，她起身離開，去了市里。

　　這個開頭已經找不到了，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第一句話：馬兒在海邊慢慢地踱步。

　　在珀特納家，我在電視上曾經看到一個讓我非常不安的場景。我看到兩匹馬在海灘上仰頭、直立行走的慢鏡頭。通過這個畫面，我感受到時間被延長的感覺，從而我覺得性行為的畫面也被慢放了。如果以兩年後我寫的那篇非常短的小說為例（小說開頭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個），我想在小說裡講述的，不是我和H的真實故事，而是一種遠離塵世的方式，而是在現實世界不懂如何為人處世的狀況。寫作是一個巨大而模糊的事情，所以我沒能在接下來的日子繼續寫作，可能是要讓我在未來開啟文學（或哲學，因為波伏瓦，我有些猶豫）學習生活的時候再來完成我的小說吧。R完全不知道我有寫作的想法。我相信如果她知道了，肯定會竭盡全力讓我瞭解自己的野心是多麼的瘋狂。

　　我想知道，開始寫這本書時，我是不是被伍德賽德公園站附近花園裡的畫面吸引了，那個坐在長椅上的女孩，仿佛夏令營那一夜之後發生的種種，一件接一件，逐漸促成了那時的寫作行為。走過一段難熬的歲月，我來到了寫作的港口，寫了這個故事。最終形成一個有教益的示範，重要的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面對發生的事情，我們如何應對。我所寫的一切，都屬於那些令人安心的信念，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信念註定會越來越根深蒂固，但事實上，這一切的真實性是無法確定的。

　　＊＊＊

　　1989年1月的一個週末，我和幾位作家去倫敦參加在巴比肯中心舉行的文學活動。周日上午是自由活動時間，我乘坐北線到東芬奇利，然後乘坐公共汽車。我向司機詢問格蘭維爾路站在哪裡，那裡離珀特納家最近。到站前，我看到了游泳池。我走在肯沃大街上。珀特納的房子在我看來比較小，也很普通。在塔利赫角購物中心，只剩下了沃爾沃斯超市。拉比茨煙草店已經不在了，電影院也不在了，當年電影院前貼著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突然之間，去年夏天》電影的海報，讓我十分想看那部電影（十年後我才看），而且在那裡不進電影院看電影也能買到大包的爆米花。我坐地鐵回到伍德賽德公園站。我記得當時沒看到那個花園。回去後，我在日記中寫道：「所有的與會者都去了博物館，只有我去了曾經生活過的北芬奇利。我對文化不太感興趣，對於我來說，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把握生活，抓住時間，去理解，去享受。」

　　這就是這個故事最重要的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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