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記憶(28)_安妮·埃爾諾

二八

　　當時是1960年10月初的秋天。再過幾天，我將和R一起乘船去迪耶普，離開英國，回到伊沃托，到魯昂大學註冊預科。在英國寫的最後一封信：「經過了一年的無所事事，我又要重拾學業了，我肯定會覺得這樣的轉變是很困難。但是，做點事情總是好的，因為會覺得自己是有用的，自己在創造價值。只是寫的東西真的對社會沒有任何價值！」

　　我從雜貨店到大學，坐快車或軌道機動車半小時就能到。大學裡沒有女生宿舍，我也不想住進淒涼的修女院。雖然父母讓我覺得丟臉，比如父親說話會有語法錯誤，母親因此會沖他嚷嚷，等等，可是我太需要待在他們身邊的那種安全感了，他們的小店鋪可是我兒時的港灣啊！同時，我把國家發的獎學金全都給了他們。我獲得國家最高等獎學金，而R只獲得最低等的。

　　開學那天，在階梯教室，我興奮極了，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去市立圖書館借文學系主任亞歷山大·米卡（Alexandre Micha）教授開出的三頁書目清單上的書籍。我生活在知識的海洋中，幸福洋溢，期待認識新同學。在課表公告欄前，我和一個纖細苗條的漂亮女孩G攀談起來，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我發現她除了糖果和酸奶之外幾乎什麼都不吃。我拿到了法國學生全國聯盟卡。世界和政治都與我有關。

　　我訂閱了阿拉貢創辦的《法國文學》，每週日上午去伊沃托圖書館借閱「新小說」，羅伯-格裡耶，菲利普·索萊爾斯。在小組的第一次文學寫作實踐中，我獲得了最高分。我帶著一種成就感和自豪感去上課。《稚嫩的年齡，木訥的頭腦》《比雷埃夫斯的孩子們》《綠色的田野》，這個秋天的所有歌曲都給我帶來快樂。

　　我朝著將要寫的書走去，就像兩年前我朝著愛情走去一樣。

　　我對食物也不再那麼執著，胃口又恢復成夏令營之前的狀態。十月底月經也來了。我意識到這個故事在與食物和月經相關的兩個時間界限內展開，這是我身體的界限。

　　我似乎沒再思考過我是否還是處女。在我的頭腦裡，我認為我變回了處女。

　　（1995年在首爾，我走過一些小巷，有些女孩在玻璃窗後火爐旁等待顧客，陪同我的使館人員告訴我，她們來自鄉下，幾年後返鄉，結婚，忘記這裡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我在1961年12月寫給瑪麗-克洛德的信中說道：

　　「我足不出戶，在房間裡尋找帕斯卡式的休閒。最好的時刻，就是快五點鐘的時候，我透過玻璃窗看夕陽。外面的一切都凍僵了，我剛剛連續學習了四個小時。昏暗的市立圖書館也很適合我。［……］我覺得尼采的這句話說得太好了：『藝術被賦予我們，是為了防止我們因真理而死亡。』」

　　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個夏天，也就是1962年的夏天，我和大學同學M一起去度假。她用當小學教師賺的工資買了一輛雪鐵龍2CV。我們要去西班牙。是我規劃了從伊沃托到西班牙邊境的路線，穿過奧恩省，路過S市。我們不緊不慢，她完全樂意迎合我的想法。我輕鬆地給她指路。這是一條林蔭道，但它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熟悉。我們在門廊前停車，我從車裡向四周張望。右邊的門房，被修剪成所謂無袖毛衣形狀的花壇，療養所的灰色外牆。沒有看到任何孩子和輔導員。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下車，可能害怕被認出來。那時是7月初，氣候溫和，沒有陽光。我穿著海軍藍西式裙套裝和一件糖果粉小毛衣。由於太熱，穿過盧瓦河後我就把西裝脫了。我的穿著和我第一天在醫務室見到的「金髮輔導員」的穿著一模一樣，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那裡，等著拍肺部X光片，以及用一個玻璃瓶進行尿液採集。

　　我不知道在1962年的那個時刻，我坐在2CV裡有什麼感覺。我搖下車窗，盡情地張望四年前離開的地方。要知道這一點，我就必須知道在那一刻我對在S市生活的那幾個星期有什麼樣的記憶，並弄清這段生活在我二十二年的人生中以何種變幻不停、含糊不清的形式存在過。可能我沒有任何感覺，除了發現這個地方跟我印象中不一樣時感到驚訝。我想回來看夏令營，並不是為了尋找什麼感覺，我還太年輕，不會有這種願望，而且我還沒有讀完《追憶似水年華》。我回來是為了展示我與1958年的女孩有多麼大的不同，並表明我的新身份——一個出色得體的文學系大學生，將來會是一名中學或大學教師，會從事文學事業，以此來衡量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實，我來這裡，不是為了1958年的現場「告訴我什麼」，而是我要告訴17世紀建築的灰色牆壁，告訴樓頂我房間的小窗戶，我和1958年的女孩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在我看來，我之所以想回到S市，再看看那個夏令營，是因為我希望能汲取力量，寫出我想寫的小說。這是一種必要的、有益於寫作的前期準備工作，我抱著一種贖罪的姿態，或者是一種祈禱，似乎這個地方可以成為過去和寫作之間的默默無聞的斡旋者。繞道回S市，這其實就好像我跟隨朝聖者們在蒙特塞拉特黑聖母腳下留下一吻，朋友M非常反感這麼做。我當時許願要寫一本小說。

　　在秋天，我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題目是《樹》，來源於我在梅裡美的書信集中讀到的一句話：「你必須習慣像樹一樣活著。」後來，被瑟伊出版社拒絕了，我把它改名為《五點鐘的陽光》，並寄給了布切特-夏斯特爾出版社，也被拒絕了。

　　1963年夏天，我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在聖希萊爾-杜-圖瓦的一家小旅館「雅克之家」的帶有木質天花板的房間裡，我的生理上的處女之身被驗證是確切無疑的。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菲利普。在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中，我知道了他的姓，埃爾諾，前兩個字和埃爾內蒙的一樣，這讓我感到很困惑，根據我對語言學課程的記憶，這證明了它們的詞源是一樣的。我發現了一個神秘的跡象。

　　這本小說我就這麼一直寫下來，並沒有回頭思索。

　　我感覺所有這些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書寫，比如像寫原始事實報告一樣。或者從細節上著手：第一夜的肥皂，用紅色牙膏寫的字，第二夜緊閉的門，在塔利赫角購物中心咖啡店裡播放《阿帕奇》的點唱機，刻在高中課桌上的名字保羅·安卡，我和R在某處聽過之後在一家唱片店買到的那張唱片《只有你》，週六晚上在伊沃托，關著燈在房間裡給自己播放這首歌，獨自在黑暗中跳慢狐步舞。

　　我們當時不知道所經歷的事情有什麼意義，這才讓寫作變得十分有必要。

　　我前面寫了什麼，現在都忘記了。我不知道這個文本是什麼樣子的。甚至我寫這本書時想探尋的東西也已模糊不清。我在字裡行間看到了一種這樣的意願：

　　當下發生的事情，具有駭人的真實性，多年後回頭看，發生的事情似乎不那麼真實了，我的目的就是探索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

　　（全書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