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是怎樣煉成的(64)_奧斯特洛夫斯基

六四

　　兩個朋友簡直不知道互相問些什麼，互相說些什麼才好。因為他們分別之後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他們相互提出一大串問題，可沒等到對方回答，自己又說開了。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汽笛的響聲，直到車輪開始緩緩地轉動了，他們互相摟著的胳膊方才鬆開。

　　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剛剛見面，又要分別了。火車的速度漸漸地加快，謝廖沙怕誤了車，慌忙地最後招呼他朋友一聲，就沿著月臺跑去，緊抓住一輛車廂的把手；車上許多隻手把他拉了上去。保爾呆呆地站在那兒望著，這時候他才想起沒有把瓦莉亞的事情告訴他。謝廖沙一直就沒有回過自己的故鄉謝佩托夫卡。可是保爾又給這意外的會見弄得昏頭昏腦，完全忘記了把這件事告訴他。他對自己說：

　　「不讓他知道也好，免得他在路上心裡難過。」他沒有料到，這就是他和謝廖沙最後一次的會面。站在車頂上、胸脯迎著秋風的謝廖沙也沒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待著他。

　　軍大衣背上給火燒了一個窟窿的戰士多羅申科勸謝廖沙說：

　　「坐下吧，謝廖沙。」

　　謝廖沙笑了笑，回答說：

　　「不要緊的，風是我的老朋友，讓它吹個痛快吧。」

　　一個星期後，第一次投入戰鬥，謝廖沙就倒在烏克蘭秋天的原野上了。

　　由遠處飛來的一顆流彈打中了他。

　　中了彈，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邁了一步，胸口像釘上一根燒紅的釘子一樣疼。他沒有喊叫，左右搖晃一下，雙臂像抱什麼東西那樣緊緊地抱起來，捂著胸口，隨後就像要跳躍似的，彎著身子，他那僵硬的身體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對沒有表情的藍色眼睛，凝視著無邊的原野。

　　肅反委員會的緊張工作嚴重地影響了保爾還沒有恢復的健康。傷口常常疼。終於，他在兩宵沒有睡覺之後，失去了知覺。

　　這時，他對朱赫來說：

　　「費奧多爾，你看我是不是應當調換一下工作？我很想到鐵路工廠去幹我的老本行，我總覺得這兒的工作我幹不好。醫務委員會的人都告訴我，說我不適於在軍隊裡服務。這兒的事情比前線還要緊張。這兩天兜捕蘇蒂裡匪幫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擺脫這不斷的突擊工作。費奧多爾，你看我站都站不穩，我是幹不好緊張的肅反工作的。」

　　朱赫來關切地看了看他說：

　　「你的身體的確很不好。我早就應該解除你的工作，這是我的過錯，我照顧得不周到。」

　　談話的結果，保爾拿了一張證明書到共青團省委會去了。介紹信上說，請共青團省委會另安排他的工作。

　　一個故意把鴨舌帽拉到鼻樑上的調皮小夥子，看了看介紹信，對保爾擠了一下眼睛，說：

　　「從肅反委員會出來的嗎？嘿，那是好機關。好吧，我們馬上就可以派你工作。我們正急著要人呢。你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到省糧食委員會去怎樣？不願意？不願意就算了。那麼，到碼頭上的宣傳鼓動站去怎樣？也不願意？哦，那你可就錯了。這是好地方，可以領到頭等的口糧。」

　　保爾截住他的話頭，說：

　　「我到鐵路上去，我想到鐵路總廠去。」

　　那青年人驚疑地看了看他：

　　「到鐵路總廠去？嘿，……這地方不要人。那麼好吧，你到烏斯季諾維奇同志那兒去。她一定可以給你安排一個地方的。」

　　他和那個臉色微黑的姑娘談了一會兒，就決定了：保爾到鐵路總廠去擔任共青團的書記，不脫產。

　　就在這時候，在克裡木的大門那裡，在這個連結著半島與大陸的狹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很久以前曾經是克裡木的韃靼人和紮波羅什的哥薩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衛軍重建了一個非常堅固的要塞——彼列科普。

　　從全國各地被趕來的，而且註定要滅亡的那些舊世界的餘孽，都自以為在彼列科普後面的克裡木是絕對安全的，他們在那兒正盡情痛飲他們的美酒呢。

　　在一個陰冷的、潮濕的秋夜，千萬個勞動人民的兒子，涉進海峽的冷水，預備連夜渡過錫瓦什湖，從背後去進攻躲在堅強工事裡的敵人。伊凡·紮爾基是這千萬人中的一個，他正小心地把機槍頂在頭上前進。

　　天剛亮，先頭部隊就渡過了錫瓦什湖，在敵軍後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島登陸。他們越過了障礙物，從正面沖上去。彼列科普立刻翻騰起來了。伊凡·紮爾基是最先爬上石頭岸的人們中的一個。

　　一場空前殘酷的血戰開始了。白軍的騎兵不顧一切，像野獸一般向爬上岸的人們沖過來。紮爾基的機槍不住向周圍噴射著死亡。人馬成堆地倒在彈雨下面。紮爾基用狂熱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裝著機槍的子彈盤。

　　幾百尊大炮在彼列科普怒吼起來。千百顆炮彈淒厲地怪叫著劃過長空，炸成無數的碎片，散佈著死亡。腳下的大地似乎正在崩坍，陷入無底的深淵。大地被炸得泥土翻飛，黑煙遮住了太陽。

　　毒蛇的頭終被敲碎了。紅軍像怒濤一般湧進了克裡木。紅軍騎兵第一軍各師的最後打擊實在是可怕的。亡魂喪膽的白衛軍，慌慌張張地擠上汽船逃出了海港。

　　共和國把金質的紅旗勳章掛在那些襤褸的制服上，掛在那心臟跳動的地方。機槍手共青團員伊凡·紮爾基的胸前也掛上了一個。

　　跟波蘭的和約簽訂了，正像朱赫來所預料的一樣，謝佩托夫卡仍然屬於蘇維埃烏克蘭。邊界是沿著河流劃定的，它離那小鎮約三十五公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個可紀念的早晨，列車載著保爾回到他熟識的故鄉。

　　他走上遍地是雪的月臺，看看「謝佩托夫卡一站」的路牌，就向左邊的調車場走去。他尋找他哥哥阿爾焦姆，可是，他不在那兒。他扣緊外套，快步穿過森林，向鎮上走去。

　　他的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聽見敲門聲，轉過身說：「請進！」一個滿身披著雪的人在門口出現了。她認出了來人正是她親愛的兒子。她雙手抓著胸口，喜歡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她把她那瘦小的身子緊緊地貼在兒子胸前，不停地吻著他的臉，流下了幸福的熱淚。

　　保爾也緊抱著母親，看著她那因為憂傷與期待而消瘦了的、滿是皺紋的臉。他一句話也沒說，等著她平靜下來。

　　這受過了無數苦難的老婦人的眼睛裡又閃著幸福的光芒了。在保爾回家那幾天裡，她看他多久也看不夠，和他說多久也說不完，她本來就沒有想到還會看到他。

　　三天之後的夜裡，阿爾焦姆也背著一個包袱闖進了這間小屋子。這時候，她的喜悅真是無法形容了。這樣，柯察金的一家人又團聚了。兄弟兩個經過了艱苦的考驗和可怕的折磨而沒有死掉，現在又聚會在一起了。

　　「現在你們兩個打算怎麼辦呢？」母親問他們。

　　「我還是幹我的老行當去，媽媽。」阿爾焦姆回答。

　　保爾呢，他在家住了兩個星期，又回到了基輔，因為那裡的工作正在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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