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12)_奧斯特洛夫斯基

一一二

　　大廳裡的聲音越來越大，講壇上那個人還在念著那些名字，大家都知道這些人都是長久跟鋼鐵和重油打交道的產業工人。

　　當名單上的第一個人走上講壇的時候，全場靜得連一點兒聲音也聽不到。

　　老頭子波利托夫斯基在敘述自己的生涯的時候，怎麼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什麼呢？從前一個工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大家全都知道。過的是奴隸的生活，老的時候像一個叫化子一樣死去。唉，我得承認一件事，革命爆發的時候，我以為我已經是一個老頭子了，肩膀上又挑著家庭的重擔，所以我當時沒有想到入黨。雖然我從來不曾在戰鬥中幫助過敵人，但也很少參加戰鬥。一九〇五年我在華沙的工廠做工，那時候我作過罷工委員會的委員，和布爾什維克們一道工作過。那時候我還年輕，而且幹事也潑辣。老話還提它幹什麼！列寧的死叫我太傷心了，我們永遠失去了我們的朋友和保護人，我不能再說我年老了！……讓講得好的人講吧，我不會講話。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我永遠跟著布爾什維克走，永遠不變心！」

　　老司機的白髮蒼蒼的頭，倔強地點了一下，灰色眉毛下面的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也不眨地注視著會場裡的人，仿佛在等候著他們的裁決。

　　沒有人舉手反對這矮個子的白頭發的老頭子。當黨委要求非黨員們和黨員一樣舉手表示意見時，也沒有一個人棄權。

　　波利托夫斯基在離開講壇時，已經成了一個黨員。

　　會場裡的每一個人都明白，一樁不平常的事情正在進行。在老司機剛才站立的地方，現在站著身材高大的阿爾焦姆。這個鉗工不知道怎樣去對付他那兩隻大手，因此他老是摸他那頂帶大耳罩的帽子。他那件邊上已經脫了毛的羊皮短外套完全敞著，裡面灰軍服領子上的兩顆銅鈕扣都扣著，這使他顯得就像過節那樣整潔。他面對著大廳，突然看到一個熟識的婦女的面孔——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坐在從縫紉工廠來的工人們中間。她給他一個寬恕的微笑，那微笑裡含著贊成的表情，而在她的嘴角上，還另有一種半隱半露的、只能意會的表情。

　　「阿爾焦姆，講講你的經歷吧！」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柯察金覺得難於開頭，他不習慣在大會上說話。也只在這時候他才感覺到他還不知道應該怎樣把生活中積累的一切事情告訴聽眾。他很難把字句湊攏在一起，同時他又十分激動，這就更妨礙他說話了。這樣的情形是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他心裡十分明白，他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大轉變，——他現在正要跨出最後的一步，轉向一個新的方向，一個能夠使他那委靡不振的生活得到溫暖和具有意義的方向。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他開始說。

　　會場裡很靜。六百個人都小心地傾聽這高大的、生著鷹鼻子和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在闊人家裡當傭人。我不大記得我爸爸，他和我母親合不來。他時常喝醉。我們和母親在一起過活。她沒法養活我們那麼多人。她一個月只拿到四個盧布，吃東家的飯，就為了這幾個錢，她一天從清早忙到半夜，腰都累彎了。我僥倖能在初級小學念了兩個冬天，學會了讀書寫字，但是到了我滿九歲的時候，我母親沒有法子了，只好叫我到一個小鐵廠當學徒——我幹了三年，沒工錢，只管飯……老闆是一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本來不願收容我，因為我年紀太小，但是我長得很高很壯，母親就把我的年齡多報了兩歲。我給那德國人幹了三年，什麼手藝也沒有學到，只替老闆做些零活和買酒。他時常喝得醉醺醺的……一會兒叫我去撮煤，一會兒叫我去拿鐵……他老婆拿我當她的小奴才：叫我倒尿盆，削土豆。她動不動就踢我，常常是沒有理由，只是由於習慣。只要我沒能讓她滿意，她就照著我的臉上給兩三巴掌，她因為她男人喝酒就常常拿別人出氣。有時我從她手裡掙脫，跑到街上，可又能向哪裡逃呢？我能夠向誰訴苦呢？我母親遠在四十俄裡以外，而且，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裡也是一樣。廠裡的工頭是老闆的兄弟，那混蛋，總是拿我來開心。有一回，他說：『去，把那個鐵墊圈給我拿過來，』他指著安放鐵爐的那個角落說。我就用手撿起那個鐵墊圈——這才知道那鐵墊圈是剛剛從爐裡拿出來的。它擱在那裡是黑色的，可是用手一拿，就把你指頭上的皮燙掉了。我痛得大聲號哭，可是他倒哈哈大笑起來。我實在忍受不住這種熬煎了，就逃回母親那兒去。可是母親沒有地方安置我，她又哭著把我帶回那個德國人那裡。在第三年，他們才教我一點手藝，還是不斷打我。所以我又逃走了，到了老康士坦丁諾夫。我在那邊一家臘腸作坊裡幹活。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都是在洗腸子，過著狗一樣的生活。後來老闆賭錢把作坊輸掉了，欠了我們四個月的工錢逃走了。這樣我才逃出了那個臭茅坑。我爬上火車到日美林卡去找工作。我很感激那裡鐵路工廠裡的一個工人，他很可憐我。他弄清楚了我在鐵工廠做過工，就假裝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薦到廠裡去。我的個子高，他們就說我是十七歲，於是我就作了鉗工的下手。後來我轉到這裡，已經做了九年工。這就是我過去的生活，至於現在的情形，你們大家都知道。」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額上的汗，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現在他必須說到更重要的一部分了，這也是最難說的一部分，他不能等到別人問他之後再說。他緊皺著濃眉，繼續說下去：

　　「誰都有權問我，為什麼我沒有在革命的烈火剛一燒起來的時候就作布爾什維克？我能回答他們什麼呢？那不是年齡的關係，我離年老還遠得很，可是我到現在才找到自己的路。我在這裡有什麼可掩飾的呢？我們都迷了路。老實說，我們都應該在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在舉行大罷工反對德國人的時候，就開始走這條路的。有一個水兵叫朱赫來，他和我們談過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了步槍。後來這事情結束了，我們把白軍趕進了黑海，我們又轉回家來。接著就是結婚，生孩子……我讓家事給拖住了。但是現在，我們的列寧同志死了，黨發出了號召，我看看自己的生活，看出了它缺少的是什麼。我們僅僅保衛蘇維埃政權還不夠，還應當像一家人一樣加入它，來接替列寧，讓蘇維埃政權像鐵打的江山一樣。我們都應當作一個布爾什維克——它是我們自己的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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