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 喬治·杜馬（1866—1946），法國心理學家。
- 蘇亞雷斯（1868—1948），法國作家，《人就是這樣的》一書的作者。
- 歐仁·梅肖·德·沃居埃（1848—1910），法國作家，曾發表研究俄羅斯小說的專著。
- 指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維特。
- 保羅·布爾熱（1852—1935），法國作家、批評家。
- 托爾斯泰的日記除了幾次中斷，尤其是1865年和1878年之間中斷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之外，幾乎可以說十分完整。——原注
- 比魯科夫為了給托爾斯泰作傳，收集、編輯及注釋了托爾斯泰的《生活與作品》、《回憶錄》、《回想錄》、《書信集》、《日記選》、《傳記資料彙編》，並由托爾斯泰本人對全部資料進行了校訂。比恩斯托克根據這些手稿譯成了法文，共四卷，由《法蘭西信使報》社出版。——原注
- 留裡克，公元九世紀俄羅斯帝國的奠基人。傳說伊戈爾王即留裡克之子。
- 彼得大帝，公元十八世紀以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著稱於世的俄國沙皇。
- 七年戰爭，1756至1763年間發生在歐洲、美洲、印度及海上的一次爭奪殖民地及商業霸權的戰爭，英、普魯士和漢諾威為一方；法、奧、俄、薩克森、瑞典、西班牙為另一方，最後普魯士、英國取得了勝利。
- 十二月黨人，俄國的貴族革命者，因於1825年12月（俄曆）發動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武裝起義，故名十二月黨人。
- 尼古拉·羅斯托夫也參與了拿破崙的那些戰役，1814至1815年間曾被關押在法國。——原注
- 見《童年》第2章。中譯本見《托爾斯泰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見《童年》第27章。
- 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莫斯科南部距圖拉鎮十幾公里的小村，所在之省份為俄羅斯色彩最濃厚的省份，居民清一色為俄羅斯人。
- 即托爾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是他的名字。
- 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寧娜》中列文的兄弟便以他為原型。
- 他曾寫過一部《獵人日記》。
- 其實她不過是一個遠房親戚。她和托爾斯泰的父親曾經彼此愛戀。但她後來悄然退出了，像《戰爭與和平》中的梭尼亞一樣。——原注
- 見《童年》第12章。
- 在1878年寫的自傳體筆記中，托爾斯泰說他清楚地記得繈褓時在木桶裡洗澡的感受。（見《兒時記趣》）
- 見《兒時記趣》。
- 從1842到1847年。
- 比他大五歲的尼古拉已在1844年畢了業。——原注
- 他愛作形而上學的談話。他說，「因為這種談話比較抽象，隱晦到以為說出了自己之所想，其實是說非所想。」（見《少年》第27章）——原注
- 斯多噶主義，指古希臘羅馬哲學的一個重要學派，創始人是芝諾。該學說強調人的社會職責和義務，強調以心靈平靜和堅持道德價值的行為準則。世人常以其代表堅忍和苦行主義；伊壁鳩魯（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唯物主義的感覺論者，提倡一種「樂生」哲學，世人常以其代表縱欲享受。
- 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如《塞瓦斯托波爾雜記》。
- 此時他正饒有興趣地閱讀伏爾泰的作品（《懺悔錄》第1章）。——原注
- 《懺悔錄》第1章。
- 《青年》第3章。
- 指1847年3至4月。
- 《少年》中，涅赫柳多夫說：「人所做的一切均出於自尊。」1853年，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我的一大缺點是驕傲。一種擴大了的毫無理智的自尊。……我野心勃勃，如果要我在榮譽和我喜愛的德行之間選擇，我認為我會選擇前者。」——原注
- 「我希望所有人都瞭解我和愛我。我希望所有人只要聽到我的名字便對我刮目相看，而且感謝我。」（《青年》第3章）——原注
- 以上描述系根據1848年他二十歲時的一幅肖像。——原注
- 「我想像一個像我鼻子這樣闊、嘴唇這樣厚、眼睛又這樣小的人在世界上是找不到幸福的。」（《童年》第17章）另外他還悲傷地談到自己「沒有表情的臉，軟弱、怯懦，優柔寡斷，缺乏高貴的氣質，粗手大腳，十足一個莊稼漢。」（《青年》第1章）——原注
- 「我把人類分為三級：體面的人，只有這種人值得尊敬；不體面的人，這種人讓人看不起，招人討厭；最後一種是賤民，現在沒有了。」（《青年》第31章）——原注
- 尤其是1847年到1848年他在彼得堡那段日子。——原注
- 《與保羅·布瓦耶先生的談話》，見1901年8月28日巴黎《時代》雜誌。——原注
- 在《少年》、《青年》（1854）、《軍旅相遇》（1856）、《射手日記》（1856）、《盧塞納》（1857）和《復活》（1899）等作品中都有這個人物出現。但必須注意，這個名字指的人物各不相同，托爾斯泰沒有賦予他們相同的體貌特徵。在《射手日記》的結尾是自殺身亡的。這個名字是托爾斯泰的不同化身，有時是好人，有時又相當壞。——原注
- 引自《一個地主的早晨》。
- 此小說與《童年》同時發表。
- 1851年6月11日在高加索的斯塔裡—伊烏特軍營。——原注
- 見《日記》。
- 見《日記》。
- 1852年1月給姑姑塔季揚娜的信。
- 1851年的一幅肖像已表露出他思想發生了變化：他仰著頭，臉色較前開朗，眼窩沒有以前深，目光仍然凝重，嘴微張，唇髭剛長出來，顯得有點憂鬱。神色還是有點倨傲和輕蔑，但多了幾分青春的朝氣。
- 這個時期他寫給塔季揚娜姑姑的信充滿感情，可謂一字一淚。他也說自己是「愛哭的列夫」。——原注
- 《一個地主的早晨》是《一個俄羅斯地主》寫作計劃的片斷。《哥薩克》是一部有關高加索的長篇小說的第一部分。長篇巨著《戰爭與和平》按照作者本人的想法不過是一部現代史詩的開頭，而《十二月黨人》則是小說中的一段。——原注
- 指朝聖者格裡沙或母親之死。
- 斯特恩（1713—1768），英國小說家，以《項狄傳》和《感傷旅行》聞名於世。
- 托普費爾（1799—1846），瑞士小說家，畫家。《日內瓦小說集》的作者。
- 見給比魯科夫的信。
- 見《兩個老頭》（1885）。
- 萊蒙托夫（1814—1841），俄國才華出眾的抒情詩人。
- 引自《襲擊》，中譯本見《托爾斯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 中譯本見《托爾斯泰文集》第2卷。
- 此書雖然1860年才完成（1863年出版），但內容的大部分卻是這個時期寫的。——原注
- 引自《哥薩克》，《托爾斯泰文集》第3卷。
- 原文為法語。
- 在信的末尾，他又補充道：
「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認為，如果沒有宗教，人便既不能善良，也不能幸福；我想掌握宗教的願望超過想掌握世界上的任何東西。我覺得，如果沒有宗教，我的心田將會枯竭。……但我並無信仰。是生活使我心中產生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我的人生……我此時只感到心靈非常枯竭，非有一種宗教不可。上帝會幫助我。這一天必將到來……大自然是我的領路人，會將我引向宗教，每一個人都有其不同的未知的道路，只能到自己內心深處去探尋……」——原注
- 見托爾斯泰《日記》。
- 在同一時期的作品《伐林》中，也有類似手法。例如「愛有三種：第一種，美學的愛；第二種，忠誠的愛；第三種，積極的愛，等等。」（《青年》）又例如「士兵有三種：第一種，聽話的；第二種，專橫跋扈的；第三種，喜歡吹牛的。其下又分：一、冷靜服從的；二、為拍馬而服從的；三、既服從又酗酒的。」（《伐林》）——原注
- 引自《青年》第32章。
- 此文寄給《現代人》雜誌，立刻就刊登了。——原注
- 很久以後，托爾斯泰在與他的朋友捷涅羅莫談話時還提到這種恐懼，說到有一次，他在城牆邊的掩蔽所裡戰戰兢兢度過一宵的情形。——原注
- 稍後，德魯吉甯出於友誼叫他注意這種危險：「你在分析方面有過分細微的傾向，會發展成一大弱點。有時你竟會說：看某某人的腿肚子就知道他想去印度旅行……你應該抑制這種傾向，儘管不必完全杜絕。」——原注
- 這幾頁被書刊檢查處刪掉了。——原注
- 此信寫於1855年9月2日。
- 「他的自尊心就是他的生命，他看不到還有別的選擇：要成為第一，否則就自我毀滅……他愛跟別人較量，喜歡自己是第一。」——原注
- 1889年，托爾斯泰為A.J.葉爾紹夫的《一個炮兵軍官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回憶》寫前言，又想起了當時的場面。一切英勇的往事都消逝了，只記得擔驚受怕了七個月。害怕有兩個方面，一是怕死，二是怕丟臉。真是可怕的精神折磨。對他來說，圍城的一切英雄業績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當過炮灰。——原注
- 見1899年蘇亞雷斯所著《托爾斯泰》，此書重版後標題改為《托爾斯泰生平》。——原注
- 在一次談話中，屠格涅夫抱怨「托爾斯泰有貴族愚蠢的驕矜和容克人的自吹自擂」。——原注
- 「我性格有一個特點，不管是好是壞，反正永遠如此，就是不由自主地總反對外部流行的影響……我討厭隨大流。」（致比魯科夫的信）——原注
- 屠格涅夫語。——原注
- 格裡戈羅維奇語。——原注
- 見歐仁·加爾辛所著《回憶屠格涅夫》（1883）。參看比魯科夫著《托爾斯泰生平及作品》。——原注
- 最激烈的一次爭吵發生在1861年，導致兩人徹底決裂。屠格涅夫表示他有博愛的感情，還大談他女兒從事的慈善事業。托爾斯泰對上流社會的慈善活動是最惱火的。「我認為，」他說道，「一個穿著華麗的少女，膝上放些肮髒發臭的破衣服，是在演一齣言不由衷的戲。」爭論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氣壞了，威脅說要扇托爾斯泰的耳光。托爾斯泰要求立即以步槍決鬥，好挽回自己的名譽。屠格涅夫對發火一事後悔不迭，給他寫了一封道歉信。但托爾斯泰毫不原諒。眾所周知，差不多二十年以後，在1878年，他表示了歉意，因為那時他已拋棄過去的生活，克服驕矜，皈依上帝了。——原注
- 見托爾斯泰《懺悔錄》。
- 他說：「我們和一群瘋子沒有什麼分別。甚至在那個時候，我已模模糊糊地猜到了。不過和所有的瘋子一樣，我將每個人都看做是瘋子，除了我。」（《懺悔錄》）——原注
- 參看這一時期他寫給嬸母亞曆山德拉伯爵夫人的信。這些信寫得很動人，充滿青春活力。——原注
- 見托爾斯泰《懺悔錄》。
- 盧塞恩，瑞士小城。
- 從瑞士直接回到俄羅斯時，他發現，「在俄羅斯，生活是一種永久的折磨！……」「幸虧在藝術、詩歌和友誼的天地中有個避難處。在那裡，沒有人來打擾我……我一個人，風在吼；外面又冷又髒；我用凍僵的手指彈一曲貝多芬的行板，激動得流下了眼淚；或者看幾頁《伊利亞特》；或者想像出一些男人和女人，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在紙上亂畫，或者像現在那樣，思念我所愛的人……」（1857年8月18日致亞曆山德拉伯爵夫人的信）——原注
- 他此行在德累斯頓認識了德國小說家奧爾巴赫，第一次受到了全民教育的啟發。在基辛根認識了德國教育家福祿培爾，在倫敦認識了俄國作家赫爾岑，在布魯塞爾認識了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似乎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注
- 尤其是在1861至1862年。——原注
- 見《教育與文化》，《托爾斯泰生平與作品》第2卷。
- 托爾斯泰1862年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雜誌上闡明這些理論。——原注
- 即《檯球房記分員筆記》，見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托爾斯泰文集》第2卷。
- 演說的題目是：《論文學中藝術成分優於一切暫時的文學潮流》。——原注
- 他舉托爾斯泰自己的例子，以《三死者》中的老車夫來駁斥托爾斯泰。——原注
- 托爾斯泰的另一個兄弟德米特裡已於1856年患肺病身亡。托爾斯泰本人於1856年、1862年和1871年以為自己亦患此疾。正如1852年10月28日他所說的那樣，他「體質雖好而健康不佳」，經常感冒、嗓子疼、牙疼、眼睛疼，還有關節炎。1852年在高加索時，「一星期至少有兩天要臥床」。1854年，他由於患病，在從西利斯特裡到塞瓦斯托波爾路上耽擱了好幾個月。1856年在亞斯納亞，肺部患過十分嚴重的疾病。1862年，他擔心得肺結核，便到薩馬拉的朋友巴什基爾家用奶酒療養。1870年以後，他幾乎每年都去一次。他和費特的來往信件經常談到這件事。他這樣的健康情況使人更能夠理解為什麼他腦子裡常常出現死這個字眼。稍後他談起他的病時仿佛談起他最好的朋友一樣：「人生病時就像順著一個斜坡慢慢往下走，到一定地方便有輕紗薄幛攔路，紗幛的這邊是生命，另一邊是死亡。在精神價值上，病要比健康強得多！你別跟我談那些從未生過病的人！他們可怕極了，尤其是女人。一個身體健康的女人簡直是只地道的猛獸！」（《與保羅·布瓦耶的談話》，《時代》雜誌1901年8月27日）——原注
- 1860年10月7日致費特的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27—30頁。——原注
- 《波利庫什卡》，1861年寫於布魯塞爾，見《托爾斯泰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 這個時期他還寫了一部短篇小說，其實是篇遊記，寫個人的回憶，題為《暴風雪》（1856），其中優美的描寫頗具詩情畫意和音樂感，稍後在《主與僕》一書中，托爾斯泰借用了這篇遊記的背景。——原注
- 托爾斯泰小的時候，有一次由於嫉妒，將一個和他一起玩的、年僅九歲的小女孩從陽臺上推下，使她瘸了很久。這個小女孩就是後來的貝爾夫人。——原注
- 參看《家庭幸福》中謝爾蓋的表白：「假設有一位A先生，一個曾經滄海的老人，和一位B小姐，一位年輕、快活、既沒有和男人打過交道，也沒有生活閱歷。由於家庭的種種環境，A先生愛B小姐像愛自己女兒一樣，從未考慮過有其他非分之想，等等。」——原注
- 也許他在作品裡加入了1856年他在亞斯納亞和一個少女間一段愛情故事的回憶。這個少女和他很不一樣，既輕佻又愛交際。他們雖然彼此真誠相愛，但最終還是分手了。——原注
- 1857年到1861年，批評界對他很少評論。——原注
- 托爾斯泰：《日記》（1857年10月）。
- 托爾斯泰：致費特的信（1863），見《托爾斯泰生平及作品》。——原注
- 見《懺悔錄》。
- 「我整個身心都陶醉在家庭幸福之中。」（1863年1月5日）「我多麼幸福！多麼幸福！我太愛她了！」（1863年2月8日）——見《托爾斯泰生平與作品》。——原注
- 她寫過幾篇短篇小說。——原注
- 據說她將《戰爭與和平》謄寫了七遍。——原注
- 婚後，托爾斯泰立即中止了教學工作，關閉了學校，雜誌也停辦了。——原注
- 還有她的妹妹塔季揚娜，既聰明，又有藝術素質，托爾斯泰非常欣賞她的智慧和音樂天賦。托爾斯泰說：「我把塔尼婭（塔季揚娜）和索尼婭（蘇菲·貝爾）糅合起來，便成了娜塔莎。」（比魯科夫記述）——原注
- 如多莉搬進殘破的鄉間別墅、多莉和她的孩子們穿著上的細緻描寫，還有一些如果女子本人不說的話，無論一個男人有多高的天分也參透不出的女人內心的某些秘密。——原注
- 創造精神對托爾斯泰思想影響的典型標誌是：從1865年11月1日他投入《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創作起，他的日記中斷了十三年。藝術創作不能一心兩用的現象使心靈的獨白暫時停止了。這不僅是個勞心時期，同時也是個勞力時期。托爾斯泰瘋狂般愛上了打獵。「打獵時，我把一切都忘了……」（1864年的信）在一次出獵中，他摔斷了胳臂（1864年9月），就在療傷時，他口述了《戰爭與和平》的前幾部分。「我從昏迷中醒來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是個藝術家。』我的確是藝術家，但卻是一個孤立的藝術家。」（1865年1月23日致費特的信）這個時期他寫給費特的信都洋溢著創作的歡樂。他說：「我直到目前為止所發表的一切，我認為都不過是試筆而已。」（1865年1月23日致費特的信）——原注
- 托爾斯泰指出，從他二十到三十五歲期間對他有影響的作品有：
「歌德的《赫爾曼和多羅泰》……影響很大。」
「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俄文版）……影響很大。」
1863年6月，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看歌德的作品，心中產生了好幾個想法。」
1865年春天，托爾斯泰又重讀歌德的作品，說《浮士德》是「思想的詩、能表現其他任何藝術所不能表現的詩」。後來，他為了他的上帝放棄了歌德和莎士比亞，但對荷馬依然讚賞如故。1857年8月，他以同樣的專注閱讀《伊利亞特》和《福音書》。後來他在1903年寫了一個攻擊莎士比亞的小冊子（他晚期作品之一），將荷馬與莎士比亞對立起來，說荷馬是真誠、有分寸和真正藝術的典範。——原注
- 1865年到1866年間出版了《戰爭與和平》的頭兩部分，標題為《一八〇五年》。——原注
- 1863年，托爾斯泰開始寫《戰爭與和平》，先寫《十二月黨人》，完成了三個片斷。但他發現這座大廈的基礎不夠牢固，於是繼續掘進，到拿破崙戰爭時代，便寫了《戰爭與和平》。1865年1月開始在《俄羅斯導報》雜誌發表；最後一卷於1869年秋脫稿。這時托爾斯泰又上溯歷史，計劃寫一部有關彼得大帝的史詩般的長篇小說，接著再寫一部有關十八世紀各代俄國女皇臨朝及其寵臣們的小說《米羅維奇》。他從1870年到1873年投入此項工作，參考了許多文件，設置了不少場面，但出於現實主義的考慮，又放棄了。他知道要如實地再現這遙遠年代的風貌是永遠不可能的。稍後，1876年1月，他又打算寫一部有關尼古拉一世的小說。接著，1877年，他又滿懷熱情地投入《十二月黨人》的寫作，搜集仍然活著的當事人的證詞，走遍事件發生的地方。1878年，他寫信給他的姑母說：「這部作品對我太重要了！其重要程度您是想像不到的：如同信仰之於您那麼重要，我的意思是：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未發表的書信》第9頁）但隨著對主題的深入挖掘，他偏離了初衷：他的心思已不在這上面了。1879年4月17日，他寫信給費特說：「十二月黨人？天曉得他們在哪兒！……如果說我過去想過，也寫過這個主題，現在我倒十分希望，為了對人類有好處，那些向人開槍的傢伙聞到我思想的味道就會受不了。」（《未發表的書信》第132頁）在他生命的這一時刻，宗教歇斯底里開始發作：他即將把他從前的偶像全部銷毀。——原注
- 庫圖佐夫和巴格拉季昂均系俄羅斯名將，1812年拿破崙進軍莫斯科時，二將率軍抗擊，卒敗法軍，巴格拉季昂陣亡。——原注
- 鮑羅金諾，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之間的小村，1812年9月7日，俄軍與入侵的法軍在此展開殊死的戰鬥，揭開了莫斯科戰役的序幕。
- 皮埃爾·別祖霍夫娶了娜塔莎，後來成為十二月黨人。他建立了一個秘密團體以維護公眾的利益。娜塔莎積極參與他的計劃。戴尼索夫對和平革命一竅不通，只準備武裝起義。尼古拉·羅斯托夫依然保持士兵愚忠的思想。奧斯特利茨一役之後，他說過：「咱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履行咱們的義務去作戰，其他的別去想。」此刻，他向皮埃爾發脾氣，說：「首先是我發過誓！如果命令我帶著我的小隊向敵衝鋒，我會沖上前，照打不誤。」他的妻子瑪麗郡主同意他的說法。公爵的兒子小尼古拉·博爾孔斯基時年十五歲，纖弱可愛，有點病態，大眼睛、金頭髮，全神貫注地聽著他們爭論。他一心只愛皮埃爾和娜塔莎，一點也不喜歡尼古拉和瑪麗。他崇拜他父親，但父親長得怎麼樣卻幾乎想不起來了。他夢想長得和父親一樣，身材高大，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什麼事業？他不知道……「不管他們怎麼說，我都要那麼做……是的，我都要那麼做。他如果在，也會贊成的。」作品最後以孩子的夢想結束，孩子想像自己成了普魯塔克式的偉大人物，和皮埃爾叔叔在一起，光榮的旗幟作前導，後面跟著軍隊。——如果《十二月黨人》繼續寫下去，毫無疑問，小博爾孔斯基一定會成為其中一位英雄。——原注
- 1868年2月2日的信。（比魯科夫轉述）——原注
- 他說，特別是第一部分安德烈公爵的性格。——原注
- 令人惋惜的是，美麗的詩一般的構思往往被連篇累牘的哲學空談沖淡了，尤其在最後幾部分。托爾斯泰本想發表他的歷史宿命論，可惜他翻來覆去，談個沒完。福樓拜在看頭兩卷時「嘖嘖稱奇」，認為「美極了」，而且「充滿莎士比亞的成分」，但看到第三卷便扔在一旁，說：「他已經江河日下，重複又重複，淨談哲學了。以前，我們見到的只是『自然和人類』，可現在，我們卻看到這個人，他是書的作者，俄羅斯人，僅此而已。」（1880年1月福樓拜致屠格涅夫的信）——原注
- 比魯科夫在《托爾斯泰的生平與作品》中引述的托爾斯泰給他妻子的信。（見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檔案）
- 這一可怖之夜的回憶載於1883年出版的《狂人日記》中。（《遺著》）——原注
- 1869年夏天，他的《戰爭與和平》將要大功告成之際，他發現了叔本華，立即為之著迷。他說：「叔本華是人類中最有天才的人。」（1869年8月30日致費特的信）——原注
- 這部長達七百到九百頁的《啟蒙課本》共分四冊，除各種教學方法外，還包含許多短篇讀物，後編為四部《閱讀課本》。——原注
- 1870年12月他給費特的信中談到，荷馬和他的翻譯者之間的區別，好比「煮沸後蒸餾出的水和從源頭流出的涼水之間的區別，後者會引起牙痛，但晶瑩而灑滿陽光，雖然有時帶著沙子，但它更純淨，更清冽」。——原注
-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國詩人；沃斯（1731—1826），德國批評家兼翻譯家。
- 見《未發表的書信》。
- 見托爾斯泰伯爵夫人的檔案。（《生平與作品》）
- 《安娜·卡列寧娜》的創作至一八七七年才完成。——原注
- 三個孩子早夭（1873年11月18日、1875年2月，1875年11月底），養母塔季揚娜姑姑（1874年6月20日）和佩拉吉姑母（1875年12月2日）相繼去世。——原注
- 見1876年12月22日致費特的信。
- 「女人是男人事業的絆腳石。愛一個女人同時又做好事是很困難的。要不經常受到愛情的困擾和妨礙，惟一的辦法就是結婚。」——原注
- 維納斯，羅馬神話中的美神。
- 卷首的箴言。
- 請注意，在小說的最後一部分，還有反對戰爭、民族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的思想。——原注
- 「壞事就是社會認為合理的事。犧牲、愛情，都是不理智的。」——原注
- 指對上帝的無知。
- 見《安娜·卡列寧娜》。
- 「現在，我又套在《安娜·卡列寧娜》這部令人厭煩和庸俗不堪的馬車上了。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儘快擺脫……」（見《未出版的書信》第95頁，1875年8月26日給費特的信）「我必須結束這部煩人的小說。」（1876年3月1日致費特的信）——原注
- 見《懺悔錄》（1879）。
- 在此，我將《懺悔錄》中的若干篇章作了概括的引述並保留托爾斯泰的原話。——羅曼·羅蘭
- 《安娜·卡列寧娜》中有一段：「列文有人愛、感到幸福，又做了父親，但親自將一切武器拿開，仿佛擔心受不了誘惑，會結束自己的苦難。」這種心態並非托爾斯泰和他的主人公所特有。他驚訝地發現在全歐洲，尤其是俄羅斯的富裕階層中，自殺的人越來越多。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他經常暗示這一點。據說1880年，歐洲刮起了一陣憂鬱症的浪潮，卷走了數以千計的人的生命。當時還是少年的人都會像我一樣記得很清楚。對他們來說，托爾斯泰對這次人類劫難的描述是有歷史價值的。他寫出了整整一代人鮮為人知的悲劇。——原注
- 這個時期他的肖像總有這種平民的特點。克拉姆斯科依給他畫的那幅（1873），身穿農民服裝，像德國的基督般俯著頭。前額靠近太陽穴處開始禿了；兩腮凹陷，留著鬍子。1881年畫的另一幅，神氣像穿著節日服裝的工頭，頭髮剪短了，鬍子和鬢角卻很長。一張臉下寬上窄，皺著眉，眼神憂鬱，犬鼻，還長著兩隻大耳朵。——原注
- 見《懺悔錄》。
- 說真的，這並不是第一次。那個去高加索的志願兵、塞瓦斯托波爾的軍官，《高加索》中的奧列寧、《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和別祖霍夫，都曾經有過同樣的夢幻。但托爾斯泰非常虔誠，每次看到上帝時，總覺得是第一次，已往的一切都不過是黑暗與虛無。回顧過去，只看見陰影和羞恥。通過他的《日記》，我們對他的心路歷程，知道得比他自己還清楚。我們知道，即使在彷徨的時刻，他的心也總是篤信宗教的。而且，在《教義神學批判》的序言中，他也承認：「上帝啊，上帝！我錯了，我到不該去的地方去尋找真理。我知道我錯了。我明知我的欲念是壞的，也多方遷就。但我從未忘記過你。即使我在歧路上彷徨的時候，我也感覺到你的存在。」——1878至1879年間的精神波動，比其他時候來得更猛烈，這也許是屢逢喪事和年事漸高的影響，惟一不同的是，心醉神迷的激情回落之後，上帝的幻象並沒有完全消失，托爾斯泰根據過去的經驗，趕緊「趁光明的啟示還在，快步前行」，並從信仰中總結出一整套人生哲理。以前他並非沒有嘗試過這樣做（我們記得他在念大學時候已考慮過「生活守則」），不過，到了五十歲，被欲念引入歧途的機會相應地少了。——原注
- 《懺悔錄》的小標題是《教義神學批判及基督教教義研究入門》。——原注
- 「我一直將真理放在愛的範疇，但我驚訝地發現，宗教將它想創造的東西親手毀掉。」（《懺悔錄》）
- 「我確信，就理論而言，教會的教導是狡猾和有害的謊言；就實踐而言，是粗俗的迷信和惑眾妖言的大雜燴，這樣一來，基督教教義的精神已蕩然無存。」（《致東正教最高會議的答覆》，1901年4月4日至17日；同時請參看《教會與國家》（1883））托爾斯泰認為教會最大的罪惡是與世俗權力的「無恥勾結」。教會不得不肯定國家是神聖的，暴力也是天經地義。這是「強盜與說謊者的聯盟」。——原注
- 見《什麼是我的信仰》（1883）。
- 瑣羅亞斯德（約前628—約前551），伊朗先知，宗教改革家，瑣羅亞斯德教創始人。
- 以賽亞，古代以色列先知，《聖經·舊約》中的《以賽亞書》據說是他的著述。
-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越來越覺得宗教的真理是統一的，這點感知他是通過人類的歷史、基督與其他賢人——從釋迦牟尼一直到康德和愛默生（1803—1882，美國思想家，詩人，散文家）——的一脈相承而獲得的。因此到了晚年，托爾斯泰「並不偏愛基督教」。他在1909年7月27日寫給畫家揚·斯蒂卡的信中寫道：「耶穌的學說對我來說，不過是我們從古代埃及、猶太、印度、中國、希臘繼承下來的美麗的宗教學說之一。耶穌的兩大原則：愛上帝，也就是愛絕對的完美，愛鄰人，也就是一視同仁地愛所有人。這兩種愛也是全世界所有的聖賢所提倡的，如：克裡希納（印度聖者）、釋迦牟尼、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愛比克泰德（約55—約135，古羅馬哲學家），以及現代人中的盧梭，帕斯卡爾，康德、愛默生、錢獷（1780—1842，美國倫理學家）等人。宗教和道德的真理無所不在，而且都是統一的……我對基督教並無偏愛。如果說我曾經一度對耶穌的學說特別感興趣，那是因為：一、我在基督徒中間出生和長大；二、我從各個教派驚人的篡改之中總結出純潔的學說，心裡感到莫大的安慰。」——原注
- 托爾斯泰聲明，他並不攻擊真正的科學，因為真正的科學是謙遜而有節制的。（見《生命論》第4章）
- 邏各斯，希臘語中的「理性」、「明智」、「道」。
- 托爾斯泰在寫《懺悔錄》之前的精神苦悶期間，經常閱讀帕斯卡爾的《思想錄》。他在致費特的信中（1887年4月14日和1879年8月3日）曾提及此事，還勸這位朋友也讀一讀。——原注
- 在1894年11月26日寫給X男爵夫人的一封談論理性的信中，托爾斯泰寫道：「人類直接從上帝那裡只得到過一種工具，即認識自己和自己與世界之間關係的工具。僅此一種，沒有其他。這工具就是理性。理性來自上帝。理性不僅是人類崇高的品質，而且是認識真理的惟一工具。」——原注
- 托爾斯泰：《生命論》第十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一章。
- 這一宗教思想肯定在談到多個問題，尤其是關於未來的生活觀時，已有所發展。
- 見巴黎《時代》雜誌，1901年5月1日。
- 「直到那時我一直在城外生活……」（《我們該怎麼辦？》）——原注
- 「直到那時我一直在城外生活……」（《我們該怎麼辦？》）——原注
- 托爾斯泰曾多次表示對「那些只顧自己不管他人的苦行僧」的反感，並將他們與那些無知、驕傲、「宣稱為他人做好事，其實連他人需要什麼也不知道」的革命黨相提並論。他說：「對這兩類人我同樣都愛，但對他們的學說，也同樣都恨。天下只有一種學說，即主張經常展開活動、生活符合心靈的需要，並努力使他人真正獲得幸福。這就是基督的學說，既不是宗教式的清靜無為，也不是企圖改造世界，但連真福是什麼都不知道的革命黨人那種好高騖遠。」（致一個友人的信，見《殘酷的歡樂》）——原注
- 即1885年的照片，《我們該怎麼辦？》中的插圖。——原注
- 見《我們該怎麼辦？》第213頁。
- 這頭一部分（前十五章）有許多典型例證，被俄羅斯的書刊檢查機構刪去了。——原注
- 「貧困的真正原因是由於財富都掌握在不事生產的人手裡，而且都集中在城市。有錢人都聚居在城市，以便享樂和自衛。窮人只能靠富人的殘羹剩飯過活。奇怪的是許多人依然當工人而不去幹些容易賺錢糊口的事，如：經商、囤積、行乞、賣淫、詐騙，甚至搶劫。」——原注
- 「罪惡之源是所有權。所有權不過是享受他人勞動成果的手段。」托爾斯泰又說：所有權並不是屬於我們，而是他人的東西。「男人將自己的妻子、孩子、奴隸和其他物品都看做屬於自己的東西。但事實證明他錯了。他應該放棄這一切的所有權，否則苦了自己，也苦了別人。」托爾斯泰已經預感到俄國革命，他說：「三四年來，有人在大街上罵我們，叫我們懶蟲。被壓榨的老百姓心裡的仇恨和蔑視正與日俱增。」（《我們該怎麼辦？》第419頁）——原注
- 農民革命家邦達列夫很希望這條法則被公認為普遍法則。托爾斯泰當時受到他和另一位農民革命家蘇塔耶夫的影響。他說：「在我一生中，有兩位俄國思想家在道德上給過我很大的影響，充實了我的思想，給我解釋了我自己的世界觀。他們是兩個農民，蘇塔耶夫和邦達列夫。」（《我們該怎麼辦？》第404頁）——原注
- 見《為什麼人會自我陶醉》。
- 托爾斯泰終於下決心將這種愛好戒掉了。這種家傳的愛好，由父親遺傳給他。他對獸類似乎從來沒有多大的惻隱之心。他炯炯的目光根本看也不看獸類有時極富表情的眼睛，除了馬，他作為大貴族，對馬有偏愛。說到底，他本性是殘酷的。他講過曾經用棍子猛擊一隻狼的鼻根，使其慢慢死去。他說：「想起那只慢慢疼死的畜牲，我便有一種快感。」他很晚才對這種行為感到後悔。——原注
- 1878年夏天。見《生平與作品》。
- 1878年11月18日。見《生平與作品》。
- 1881年10月5日。見《生平與作品》。
- 1881年11月14日。見《生平與作品》。
- 1882年3月。見《生平與作品》。
- 1882年。見《生平與作品》。
- 1884年10月23日。見《生平與作品》。
- 這是《我們該怎麼辦？》一書的最後幾行，寫於1886年2月14日。——原注
- 見《殘酷的取樂》中致友人的一封信，標題是：《信仰的職業》。——原注
- 二人於1878年和解。托爾斯泰寫信向屠格涅夫致歉。1878年8月屠格涅夫造訪亞斯納亞·波利亞納。1881年7月，托爾斯泰去拜訪他，態度有了改變，既隨和，又謙遜，簡直換了一個人。——原注
- 見屠格涅夫給波隆斯基的信。
- 見1883年6月28日屠格涅夫寄自布吉瓦爾的信。
- 注意，德·沃居埃先生在責怪托爾斯泰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又用了托爾斯泰的語言。他說：「不管對與不對，也許為了懲罰我們，上天賜予我們這種既必須又美妙的毛病：思考……扔掉這個十字架是大逆不道的事。」見《俄羅斯小說》（1886）——然而，1883年托爾斯泰寫信給他的姑母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說：「每個人都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是思想的工作，這工作不好，驕傲而又充滿著誘惑。」（《未曾發表的書信集》第4頁）——原注
- 普羅斯彼羅，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的人物。
- 見《我們該怎麼辦？》第378—379頁。
- 見《未發表的書信集》中1860年2月23日的信。——正因如此，他不喜歡屠格涅夫那種「憂鬱而病態」的藝術。——原注
- 此信寫於1887年10月4日，曾載於1902年的《半月談》和1907年出版的《未發表的書信集》中。
- 皮維斯（1824—1898），法國十九世紀後期重要的壁畫家；馬奈（1832—1883），法國畫家；莫奈（1840—1926），法國畫家；勃克林（1827—1901），德國畫家；克林格（1857—1920），德國畫家、雕刻家。
- 於勒·布勒東和萊爾米特都是名不見經傳的畫家。
- 這一點，待論及《克萊采奏鳴曲》時再談。——原注
- 從1886年起，他變得更偏執了。在《我們該怎麼辦？》中，他還不敢碰貝多芬（也不敢碰莎士比亞），甚至責備當代的藝術家敢於向他挑戰。「伽利略、莎士比亞和貝多芬等的行動與廷德耳、雨果和瓦格納之輩毫無共同之處。正如聖徒們不承認與教皇有什麼關聯一樣。」（見《我們該怎麼辦？》第375頁）——原注
- 他在第一幕結束之前便想走了。「對我來說，問題已經解決。我再也沒什麼疑問了。對一個居然能想像出這種場景的作者，還能有什麼指望。我們大可預言他寫的東西絕對都是次品。」——原注
- 為了在新流派的法國詩人中作選擇，他突發奇想，「將每本詩集第28頁上的詩抄錄下來！」——原注
- 準確一點應該是：「第九交響樂並非團結所有人，而只聯合少數人，且將他們與其他人分開。」——原注
- 德雷福斯事件是發生在法國的一起著名冤案，當局為找藉口掀起反猶運動，無端指控一名猶太軍官出賣國家機密，真相大白後當局仍拒絕改正錯誤，引起社會公憤，左拉發表了著名的《我控訴》。
- 「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連法國軍方——我不說全世界——也不感興趣……」稍後他又說：「需要過若干年，人們才能從迷惘中醒來，明白他們絕弄不清楚德雷福斯有罪還是沒罪，而每個人都有比德雷福斯事件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要關心。」（見《論莎士比亞》）——原注
- 「《李爾王》是一出很糟的戲，粗製濫造，看了只能教人噁心和討厭。」對《奧瑟羅》，托爾斯泰倒有點好感，因為作品在婚姻和嫉妒方面與他的想法一致，儘管是莎士比亞的壞戲中稍好的一部，但也不過是誇張性語言的堆砌；哈姆萊特這個人物沒有任何性格，「不過是作者的一架留聲機，陸陸續續地重複著作者的全部想法」；至於《暴風雨》，《辛白林》等都因為「荒謬」才被托爾斯泰提到。他認為莎士比亞筆下最自然的人物是《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因為在這個人物身上，莎士比亞的語言充滿冷酷而愚蠢的插科打諢，與這個令人生厭的醉鬼那種偽善、虛榮、墮落的性格一拍即合」。托爾斯泰並非一直這樣認為。1860至1870年之間，尤其是在他想寫一部有關彼得大帝的歷史劇那個時期，他倒是挺喜歡看莎士比亞的作品的。從他1869年的劄記裡甚至可以看到他將《哈姆雷特》看做是他寫作的典範和導向。在提到他完成的作品《戰爭與和平》接近荷馬史詩的理想之後，托爾斯泰又加了一句：「《哈姆萊特》和我未來的作品是小說家將詩運用到人物性格的描寫上的結果。」——原注
- 他把他的幻想之作歸入「壞藝術」之列（見《什麼是藝術？》）。在譴責現代藝術時，他也毫不例外地譴責自己寫的戲劇，說「它們缺乏構成未來戲劇基礎的宗教意識」。——原注
- 或者更精確地說，「這是大河的流向」。——原注
- 從1873年起，托爾斯泰便這樣寫道：「你怎麼想都可以，但你的每一個字都應該讓運送印刷廠書籍的馬車夫也能讀懂。用簡單明瞭的語言寫出來的東西一定錯不了。」——原注
- 托爾斯泰自己做出了榜樣。他為鄉下孩子寫的《讀物四種》為全俄羅斯的宗教和世俗學校所採用。他的《民間故事集》為千萬人提供了精神食糧。國家杜馬的前議員斯捷潘·阿尼金曾經寫道：「在下層老百姓中間，托爾斯泰的名字是和『書』的概念連在一起的。經常可以聽見一個鄉村小孩子在圖書館裡這樣天真地說：『請給我一本好書，托爾斯泰寫的！』他的意思是要一本厚書。」（見阿尼金1910年12月7日在日內瓦作的《紀念托爾斯泰》的講話）——原注
- 對托爾斯泰來說，人類兄弟般的友愛還不是人類活動的歸宿。他永不滿足的靈魂使他除愛之外尚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理想：「也許有一天，科學會發現一種更崇高的藝術理想。且由藝術去實現。」——原注
- 表現在《克萊采奏鳴曲》和《黑暗的勢力》之中。——原注
- 見巴黎《時報》1901年8月29日。
- 1856年，他的朋友德魯吉寧對他說：「您的風格很不講究，時而像一個革新派、一個大詩人，時而又像一個軍官給同伴寫信。如果您用愛去寫則文風很美，但只要您態度冷漠，您的風格便混亂不堪，簡直糟透了。」——原注
- 見《生活與作品》。1879年夏天，托爾斯泰與農民來往密切。斯特拉科夫說，除了宗教之外，「他對語言也很感興趣，他覺得人民的語言很美。每天，他都發現一些新詞，每天他都把文學語言罵一通」。——原注
- 《兩個老頭》（1885）。
- 《哪裡有愛，哪裡便有上帝》（1885）。
- 見《人靠什麼活著？》（1881）；——《三個老頭兒》（1884）——《乾兒子》（1886）。
- 該故事又稱《一個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1886）。巴什基爾人答應以一千盧布的價錢，賣給帕霍姆在一天之內能圈下的所有土地，帕霍姆由於貪心，跑的圈太大，結果在太陽落山之時累得吐血而亡，最後他的歸宿只是一個三俄尺長的小小墓穴。
- 一俄尺相當於0．71米。
- 見《縱火容易滅火難》（1885）。
- 見《蠟燭》（1885）及《傻子伊萬的故事》。
- 他對戲劇直到1869至1870年冬季才產生興趣，但立即樂此不疲。「整整一個冬天，我放下一切，只從事戲劇，好似一個人到四十歲才發現某個一直被忽略的主題，從中看到不少新鮮東西……我讀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果戈理和莫裡哀的劇作……我還想讀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庇得斯的作品……我臥病已久，在這種情況下，悲劇或喜劇人物便在我腦海裡出現，栩栩如生……」（1870年2月17—21日給費特的信）——原注
- 見《黑暗的勢力》第四幕。
- 這個悲劇的創作對托爾斯泰來說並非一件痛苦的事，他給捷涅羅莫寫信說：「我生活很好，很快樂。這陣子我一直在寫我這個劇本（《黑暗的勢力》）。現在完成了。」（1887年1月）——原注
- 見《一個地主的早晨》最後部分。
- 見《戰爭與和平》。且不談《阿爾貝特》（1857）這部描寫一個天才音樂家的短篇小說。那是篇水平不高的作品。——原注
- 《青年》中有關於他如何艱苦學鋼琴的幽默的敘述。——「鋼琴是我用我的感情打動小姐們的手段。」
- 那是1876至1877年的事。
- 見別爾斯的《回憶托爾斯泰》。
- 意大利文：啊，我痛苦的愛情！
- 但他一直都很喜愛音樂。他晚年的朋友中就有音樂家戈登魏澤。此人1910年到亞斯納亞附近消夏。在托爾斯泰生病的後期，幾乎每天都來給他彈奏音樂。（詳見1910年11月18日法國《辯論報》）——原注
- 奧爾巴赫（1812—1882），德國小說家，以描寫農村生活聞名。
- 見1861年4月21日信。
- 見卡米爾·貝蘭格著《托爾斯泰與音樂》，1911年1月4日《高盧人》報。
- 這裡並不單指貝多芬後期的作品，即使他認為有「藝術性」的早期作品，托爾斯泰也認為「形式太造作」。——在一封寫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將貝多芬、舒曼、柏遼茲和莫紮特、海頓相比，說他們「太膚淺，只注意效果」。——原注
- 據保羅·布瓦耶所述，「托爾斯泰叫人給他彈奏肖邦。到第四支敘事曲終了時，他已經滿噙著眼淚。——『噢！畜生！』他喊著，突然站起來走了。」（見巴黎《時代》雜誌，1902年11月2日）
- 《主與僕》（1895）有點像是從《復活》以前所寫的憤世小說向閃爍著天國仁慈光輝的《復活》的過渡。但人們覺得這部作品更接近《伊萬·伊裡奇之死》和《民間故事》而不是《復活》。直至小說的結尾，主人公才在犧牲精神的感召下，從一個自私怯懦的人轉變為高尚的人。《主與僕》的故事，大部分採用寫實手法描寫一個缺乏善心的主人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僕人。一天夜裡他們在草原上遇到暴風雪，迷了路。做主人的最初想扔下僕人獨自逃生，後來卻折了回來，發現僕人凍得半死，便撲到他身上，用自己的身體暖著他，這種自我奉獻完全出自本能，連他自己也不知是為什麼。但他眼裡充滿淚水，似乎自己變成了被他救援的尼基塔，他的生命也已成了尼基塔的生命。——「尼基塔活著，因此我也仍然活著。」——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瓦西裡。他想：「瓦西裡可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可我，我現在知道了！……」這時他聽見了他所等待的聲音（這裡，他的夢境使人想起了《民間故事》中的一幕），那個剛才命令他撲到尼基塔身上的聲音。他快活地喊道：「主啊，我來了！」於是他感到自己自由了，什麼也拽不住他……他死了。——原注
- 見《復活》。
- 相反，他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哥薩克》或者《塞瓦斯托波爾》等書中描寫過的各種社會，他都曾涉獵，像貴族的沙龍、軍隊、農村生活等。他只需回憶一下就行了。——原注
- 「人類身上總帶有人類一切優點的萌芽。有時露出一種，有時露出另一種，因而往往變得和本身慣常的表現不同。在某些人身上，這些變化特別快。涅赫柳多夫就屬於這類人。在肉體和精神的原因影響下，他內心會產生突然和徹底的變化。」（第1卷第258頁）托爾斯泰也許想起了他的兄弟德米特裡，他也娶了一個馬斯洛娃般的女人。但德米特裡粗暴而失常的氣質，和涅赫柳多夫是有所不同的。——原注
- 「他一生中，曾多次進行『心靈的清掃』。他稱之為精神危機。每當他發現內心生活節奏放慢，有時甚至停頓，便決定將堵塞在靈魂中的垃圾清除掉。危機過後，他必定給自己訂立一些他發誓永遠遵循的規則。於是寫日記，開始新的生活。但每次都很快又跌回原來的起點，甚至比起點還低。」——原注
- 聽說馬斯洛娃又與一個男護士通姦時，涅赫柳多夫更下定決心要「犧牲自己的自由來補贖這個女人的罪愆」。——原注
- 托爾斯泰描繪初期的涅赫柳多夫時，筆觸雄健有力，充滿自信，這是寫其他人物時從沒有過的。請看他描寫涅赫柳多夫在法院第一次出庭前如何起床，又如何度過那天早晨的情形，真是精彩非凡。——原注
- 拉丁文：上帝外在於有機體。
- 見巴黎《時代》雜誌。（1902年11月2日）
- 托爾斯泰視之為自己的重要作品之一：「我的那本書——《每日必讀》文選是我的得意之作……」（見1909年7月27日至8月9日之間寫給斯迪卡的信）——原注
- 這些作品大部分在托爾斯泰去世後出版。書目很長，其中主要有《日記——費奧多爾·庫斯密奇老頭遺作》、《謝爾蓋神父》、《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屍》（十二場劇）、《偽票據》、《破罐子阿廖沙》、《狂人日記》、《光在黑暗中閃爍》（五幕劇）、《一切優點都來自她》（民間短劇）以及一系列優秀的短篇小說：《舞會以後》、《我的夢境》、《科丁卡》等等。還有他的《日記》。從高加索時期一直到他死的前一天，包括他一生的四十多年，是一個偉大人物所寫的最坦率的懺悔錄。——原注
- 這部作品的原標題是：《只有一點是必須》。（《路加福音》第11章41節）——原注
- 1901年2月22日，托爾斯泰被東正教最高會議逐出教門。原因是《復活》中有一章諷刺彌撒和聖體聖事。——原注
- 寫的是有關土地國有化的事，見《彌天大罪》（1905）。——原注
- 勒魯瓦·博裡厄說，他是「地道的俄羅斯人，祖居莫斯科，也是斯拉夫血統混有芬蘭種的大俄羅斯人，從體型看，更接近平民而不是貴族」。（巴黎《兩世界》雜誌，1910年12月15日）——原注
- 見《世界末日》（1905—1906年1月）。托爾斯泰致一家美國報紙的電文中有這樣的話：「地方自治會鬧事的目的是限制專制政府的權力，並建立起一個代議制政府。不管其成功與否，結果必然會導致拖延真正的社會改革。政治動盪使人產生可以通過外部手段改善社會的有害幻想，阻礙真正的進步，這一點從所有立憲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的先例可以看到。」（《俄羅斯的社會運動》）一位夫人要求托爾斯泰參加一個普及民眾教育促進委員會，他寫了一封很有意思的長信答覆這位夫人，信中對自由派還提出了其他非難：他們總扮演上當受騙的角色；出於害怕他們又成了貴族階級的幫兇；他們參加政府使政府增加道義上的威望，而他們也習慣了妥協，很快便成為政權的工具。亞歷山大二世說過，所有的自由主義者不是為名便是為利而出賣自己。亞歷山大三世毫無風險地消滅了父親的自由主義事業：「自由主義分子們彼此低聲說他們不喜歡這樣做，但他們依然參與審訊，為國家服務，發行報刊。在報界，允許暗示的東西他們便暗示，禁止談論的則緘口不談，登載一切受命登載的文章。」尼古拉二世登基，他們仍然這樣做。「當這個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明白的年輕君主傲慢無理地回答人民的代表時，自由派們抗議了嗎？根本沒有……從四面八方傳來的只是對這位年輕沙皇的阿諛諂媚的祝賀聲。」（《未發表的書信集》第283—306頁）——原注
- 見《戰爭與革命》。在《復活》中，當最高法院審理馬斯洛娃的案件時，參議院裡有一個唯物主義的達爾文派堅決反對重新審理，因為他內心對涅赫柳多夫出於責任感竟誠心誠意地願娶妓女一事很不以為然。一切對責任乃至宗教感情的表示，他都視為對他本人的侮辱。——原注
- 《復活》裡有這方面的典型，像諾沃德沃羅夫，此人煽動革命、極端虛榮和自私、既缺智慧又沒有想像力，頭腦簡單、美醜不分，因而從不懷疑。還有如影隨形跟在他後面的馬爾蓋，是因受到侮辱，渴望報復而走向革命的工人，熱愛他根本不懂的科學，盲目反對教會，崇尚苦行主義。在《又是三個死者》或《神與人》（1906）中，也有幾個新一代革命者的樣本，如羅曼和他的朋友，他們看不起老一代的恐怖主義者，企圖以科學的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將從事農業的老百姓轉變為從事工業的人民。
- 致日本友人阿部畏三的信。（《未出版的書信集》1904年版）
- 見捷涅羅莫記錄的《托爾斯泰雋語錄》中有關社會主義的章節。
- 冉·若萊斯，二十世紀初法國社會黨領導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1914）被暗殺。
- 《托爾斯泰與保羅·布瓦耶談話錄》，見巴黎《時代》雜誌，1902年11月4日。
- 見《世界的末日》。
- 指日俄戰爭。
- 「最殘酷的奴役就是被剝奪了土地，因為做一個主人的奴隸不過是受一個人奴役。如果被剝奪了對土地的權利便成了所有人的奴隸。」（《世界的末日》第7章）——原注
- 其實俄羅斯情況特殊。如果說，托爾斯泰的錯誤在於將俄羅斯的情況擴大到所有歐洲國家，那麼他對自己身旁的痛苦感受最深，是不足為奇的。我們可以看看《彌天大罪》中他在去圖拉的路上和農民的談話。這些農民都缺吃少穿，因為他們沒有土地。他們心底裡都希望能把土地還給他們。農民占俄羅斯人口百分之八十。托爾斯泰說，由於地主佔領了土地，一億人沒有飯吃。如果你跟他們說，為了改變這種不合理現象，必須有新聞自由，政教分離，國家代議制度，甚至八小時工作制的話，不等於肆無忌憚地開他們的玩笑麼。「有些人似乎到處尋找改善人民群眾現狀的辦法，使人想起戲臺上的情景，當所有觀眾都看得見藏著的演員時，同演這場戲的其他演員當然也看得見，但都裝作看不見，反而努力想分散彼此的注意力。」
只有還地於民，除此別無他法。為了解決這個土地問題，托爾斯泰鼓吹亨利·喬治的理論和他對土地的價值實行單一稅制的計劃。這是他的經濟福音書，以後還不斷地提到。他篤信這一理論並經常在作品裡大段引用亨利·喬治的言論。——原注
- 「勿抗惡原則是整幢大廈最重要的拱頂。接受互助法則而不懂得勿抗惡的道理，無異于蓋房子而不將拱頂放在中間位置，這是不行的。」（《世界的末日》）——原注
- 瓦裡亞基人（Variagues），古代俄國對諾曼人的稱呼。該民族於八世紀出現在東歐平原，慣於搶劫、擄掠。
- 在1900年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12頁），托爾斯泰抱怨別人曲解了他的不抵抗原則。他說，人們將「勿以惡抗惡」……和「勿抗惡」也就是說，「不要理會惡」混淆了「……其實反對惡是基督教的惟一目標，而勿抗惡則是最有效的鬥爭手段。」——原注
- 見《世界的末日》。
- 見《世界的末日》。
- 托爾斯泰譴責地方自治會的動亂以後，高爾基說出了朋友們的不滿，寫道：「此人已成為他思想的奴隸。他孤立於俄羅斯生活之外已經很久了，他不再傾聽人民的聲音。他翱翔於俄羅斯之上，他飛得太高了。」——原注
- 沒有受到迫害使他極其痛苦。他渴望受苦受難，但政府很聰明，不滿足他的願望。「在我周圍，我的朋友在受迫害，惟獨饒了我，雖然我是他們中間最有害的。顯然，我不值得受迫害。我為此感到慚愧。」（《致捷涅羅莫書》，1892，《未發表的書信集》第184頁）「我仍自由，這使我很痛苦。」（《致捷涅羅莫書》，1894年6月1日，同上，第188頁）天曉得他幹了那麼多事怎能太平無事。他辱駡歷代沙皇，他攻擊國家，「這個人們為之犧牲生命、自由和良知的討厭偶像」（《世界的末日》）——請看《復活》中他敘述的俄羅斯簡史吧。簡直是一大串魔鬼：「伊凡雷帝精神失常，彼得大帝是酒鬼，葉卡捷琳娜是無知的廚娘，伊麗莎白腐化墮落，保羅蛻化變質，亞歷山大一世是弑父兇手」（他是托爾斯泰惟一手下留情的人），「尼古拉一世殘忍而無知，亞歷山大二世毫不聰明，是個壞蛋，亞歷山大三世肯定是個愚蠢、粗暴和無知的人，尼古拉二世是個天真的騎兵軍官，周圍有一群流氓，是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弄不清楚的年輕人。」——原注
- 見1905年1月19日致逃兵龔察連科的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264頁。——原注
- 1900年致友人的信。（《書信集》第308—309頁）——原注
- 1905年2月12日致龔察連科的信。（同上，第265頁）——原注
- 1879年致高加索杜霍博爾人的信。（同上，第240頁）——原注
- 1905年1月19日致龔察連科的信。（同上，第264頁）——原注
- 希羅德（又譯希律），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帝國派駐巴勒斯坦屬地的分封王，在位期間曾審判耶穌，處死施洗者約翰。——原注
- 1901年11月致友人的信。（《書信集》第326頁）
- 他拼命想證明原文的意思被歪曲了，第二誡精確的句子應該是：「像愛他（上帝）一樣愛你的鄰人。」（《與捷涅羅莫的談話》）——原注
- 1906年致一個中國人的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81頁）
- 在1906的信中，托爾斯泰已表示了這種擔心。——原注
- 「既然接受私有制，就大可不必拒絕服兵役和警役了，因為私有制全靠兵役和警役維持。服兵役和警役，同時又從私有制中獲得好處的人，比起享受私有制而又拒絕一切服役的人，行為要高尚得多。」（1899年致加拿大杜霍博爾人的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248—260頁）——原注
- 《與捷涅羅莫的談話》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話：「智慧的猶太民族，沉浸在聖經裡，看不見千秋萬代在他的頭上坍塌，看不見各個民族在地球上出現又消失。」——原注
- 「在現代國家血淋淋的國家恐怖行為中，看到了歐洲的進步，想建立一個新的猶太國，這是滔天的罪行。」（同上）——原注
- 《告政治家書》（1905）。
- 1906年11月7日致保羅·薩巴蒂埃書。（《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75頁）
- 1892年6月和1901年11月致朋友書。
- 《戰爭與革命》。
- 給一個朋友的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54—355頁）
- 也許這是指《一個杜霍博爾人的故事》，該小說是托爾斯泰未發表的作品。——原注
- 「你想像一下，所有掌握真理的人聚在一起，定居在一個島上。難道這就是生活？」（1901年3月給朋友的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25頁）——原注
- 汪達爾人，古日耳曼族的一個部落，曾於公元429年進入北非，439年攻佔迦太基，建立汪達爾國。455年渡海攻陷羅馬，掠城十四天，毀壞大批文化藝術珍品。故後世將毀壞文物、藝術品者稱作汪達爾人。
- 1892年5月16日，托爾斯泰看見他妻子因一個小男孩之死而感到傷心，想安慰她，但毫無辦法。
- 見托爾斯泰夫人1883年1月的信。
- 「我從來不責怪人不信仰宗教。最壞的是一面撒謊，一面假裝信教。」稍後又說：「但願上帝別讓我們假裝有愛心，因為那比恨更糟糕。」（《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44、348頁）——原注
- 見法國《兩世界》雜誌，1910年12月15日。
- 見法國《兩世界》雜誌，1910年12月15日。
- 1903年12月10日致朋友書。
- 致友人書。
- 他似乎在晚年，尤其是最後幾個月，受到其摯友契訶夫的不少影響。契訶夫旅居英國多年，曾經拿出全部家財出版並宣傳托爾斯泰的全部著作。他受到托爾斯泰一個兒子萊翁的猛烈攻擊。儘管有人怪他思想偏執，但誰也沒有懷疑他對朋友的俠肝義膽。我們並不認為托爾斯泰某些不近人情的狠心舉動（例如立遺囑褫奪妻子對他所有著作，包括私人信件的繼承權）是受這位朋友的影響，但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契訶夫比托爾斯泰更看重托爾斯泰本人的榮譽。——原注
- 《真理聯盟》在其1911年1月1日的《通訊欄》中刊登了關於這次逃亡的記載：
1910年10月28日（實為11月10日）凌晨五點，托爾斯泰突然離開了亞斯納亞·波裡亞納。和他在一起的是醫生馬科維茨基。被契訶夫稱作「他最親密的同黨」的女兒亞曆山德拉知道這次秘密出走。當晚六點鐘，托爾斯泰來到俄羅斯最著名的寺院奧普蒂納修道院。此前他曾到此進香。他在這裡過了夜。第二天早上，他寫了一篇有關死刑的長文。10月29日（實為11月11日）晚，他到達他妹妹瑪麗出家的沙莫基諾修道院。他和妹妹一起吃了晚飯，並向妹妹表示想在奧普蒂納度過餘生，「做什麼低賤的工作都行，條件是別強迫他上教堂」。他在沙莫基諾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到附近的村莊散步，想找個住所。下午又見到他妹妹。五點鐘，他女兒亞曆山德拉出乎意料地來了。大概想通知他，他的出走已被發現，人們正到處找他。他們忙連夜動身。「托爾斯泰、亞曆山德拉和馬科維茨基起程去科塞爾斯克東站，大概想去南方各省，也許是去高加索杜霍博爾人的聚居點。」途中，托爾斯泰在阿斯塔波沃車站病倒，不得不臥床休息，不久在那裡去世。——原注
- 1870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有一段寫得很美：「世界上有些人沒有翅膀，身子沉重。他們在人間騷動。其中亦有強者如拿破崙。他們在人類留下可怕的痕跡，製造不和，但總飛不起來。——有的人讓自己長出翅膀，慢慢飛起並翱翔，這是僧侶。有的人身體很輕，容易升空，但又會掉下來，那是好心的理想主義者。——有的人長著強有力的翅膀……——有的是天上的人，因為愛人類而收起雙翼，落到人間，教人飛翔。然後，等用不著他們了便返回天上。那是基督。」——原注
- 「人只有在為生活而陶醉時才活著。」（《懺悔錄》，1879）「我為生活而瘋狂……這是夏天，美好的夏天。今年，我鬥爭了很久。但大自然的美征服了我。我感到了生的歡樂。」（1880年7月致費特書）——這幾行是他正為宗教而苦惱的時候寫的。——原注
- 他在1865年10月的《日記》中寫道：「死的念頭……」「我希望並喜歡永生。」——原注
- 我為在我內心洶湧澎湃的怒潮感到高興和陶醉。當我感覺到時，我故意推波助瀾，因為它對我能起鎮靜的作用，使我至少在短期內具有巨大的彈性、精力，使我全身心的能量都迸發出來。（見《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記》（1857），即《盧塞恩》）——原注
- 大自然一直是托爾斯泰「最好的朋友」。他常愛這樣說：「有朋友當然好，但朋友會死，會到別的地方，你不能總跟著他，而大自然，可以通過買賣契約或遺產繼承的方式擁有，比朋友好多了。我的自然冷酷、累贅、又有諸多要求，但它一直到死都是你的朋友，你死了以後，便可以進到它裡面去。」（1861年5月19日致費特書，《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6頁）他與大自然共生死，至春天而復蘇（「三月和四月是我工作的最好時光。」——1877年3月23日致費特書）；到了秋末便變得遲鈍（「對我來說，這是死一般的季節，我不思考，也不寫作，我渾渾噩噩，但很舒服。」——1869年10月21日致費特書）。
但與他心靈相通的自然是亞斯納亞他家裡的自然。雖然在他出遊瑞士的時候，他寫過很優美的日內瓦湖遊記，但那到底是異鄉，而他與故鄉的關係則顯得更親密、更融洽：「我躺在自然的懷抱，暖風吹拂在無垠的大地，周圍綠草如茵，覆蓋著連綿的原野。樹影搖曳，照到我的臉上。遠處林木，其色如黛，天空蔚藍，一望無際。我並非孤單一人享受這自然，我身旁有千百隻唧唧鳴叫的昆蟲，婉轉歌唱的鳥雀。此時此地，我愛自然。而我從自然中得到的最大享受，就是成為自然這個整體的一部分。——這裡（瑞士），美景一望無際，但我卻與它們毫無關聯。」（1857年5月）——原注
- 和保羅·布瓦耶的談話。（巴黎《時代》雜誌，1901年8月28日）
事實上，人們往往的確會弄混。如盧梭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朱麗臨死時有關信仰的那番話：「我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說我相信，但我說相信的，我一直都相信。這就是屬於我的一切。」
試將這一段與托爾斯泰給東正教最高會議的信相比較：「我的信仰可能使人感到不自在和不高興。我不能改變信仰就如同我不能改變自己的身體一樣。我來自上帝，而在準備回到上帝身邊的時刻，我只能相信我相信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答克利斯朵夫·德·博蒙書》，那簡直是托爾斯泰的手筆：「我是耶穌基督的信徒。我主告訴我，凡是愛兄弟同胞的人便符合了戒律。」
請再看下面這一段：「整段主日祈禱可歸納為這句話：誠心所願！」（盧梭《山中來信》之三）
再與下面這段比較：
「我用『天主經』代替一切祈禱文。我們能向上帝祈求的，可以更高度地概括為一句：『誠心所願！』」（托爾斯泰高加索《日記》，1852—1853）
二人在思想上的相似不僅在宗教方面，在藝術上也如此。盧梭說：「寫作藝術的第一條規則是要說得清楚，將思想準確地表達出來。」
托爾斯泰則說：「你怎樣想都可以，但要使大家懂得你寫的每句話。文字清楚，寫出來的東西一定錯不了。」
我還說過，盧梭在《新愛洛伊絲》中對巴黎歌劇院的諷刺性描寫與托爾斯泰在《什麼是藝術？》一書中的批評文字非常相像。——原注
- 1903年1月6日的《日記》，比魯科夫：《托爾斯泰的生平和作品》第1卷《回憶錄》的前言。
- 致比魯科夫書。
-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爾》（1855）。
- 「真理，……是我道德觀念留下的惟一東西，是我還要完成的惟一事業。」（1860年10月17日）——原注
- 「對人類來說，愛是靈魂的自然境界，但這一點，我們並沒有注意到。」（在喀山念書時的《日記》）——原注
- 「真理向愛敞開大門……」「我將真理放置在愛的統一上……」（《懺悔錄》，1879—1881）
- 「你總提力量？力量的基礎是愛，」安娜說，「愛可不是隨隨便便給的。」（見《安娜·卡列寧娜》第2卷第270頁）——原注
- 「美和愛是生命的兩大意義。」（見《戰爭與和平》第2卷第285頁）——原注
- 「我信仰上帝，上帝對我來說，就是愛。」見《致東正教最高會議書》（1901）——「是的，愛！……不是自私的愛，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愛。當我看到我身旁垂死的敵人，我愛他……這種愛是靈魂的本質。愛鄰人、愛敵人、愛大家和每一個人這是愛上帝的種種表現！……愛一個我們愛的人，這是人的愛，而愛敵人則幾乎是神的愛了！……」（《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公爵臨終前的話）——原注
- 意大利文：生命旅程的中段。
- 拉丁文：要有光。原系《舊約·創世記》中上帝所言，指照耀人類心靈之光。
- 「藝術家對其題材的熱愛是藝術的心靈。沒有愛就不可能有藝術品。」（1889年9月的信）——原注
- 「我寫書，因此我知道書的害處……」（1897年11月29日致杜霍博爾人的領袖韋裡金書，《未發表的書信集》第241頁）——原注
- 培爾·金特，易蔔生的同名戲劇中的主人公。
- 參看《一個地主的早晨》或《懺悔錄》中的人物。這些人普普通通，心地善良，滿足於自己的命運，心安理得，樂天知命，完全是極度理想化的描寫。又如《復活》第二部分的結尾，當涅赫柳多夫遇見幹活回來的工人時，眼前便出現「一種新的人類，一個新的世界」。——原注
- 「一個基督徒在精神上不可能比別人高或者低。但是在特定的時間內，不管處於何等層次，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前進得越快，便越是基督徒。那個法利賽人在德行上停滯不前，比之在十字架上追思己錯而感到後悔、靈魂還不斷追求理想的強盜，更缺乏基督徒的意味。」（《殘酷的取樂》）——原注
- 拉丁文：人類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