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論國家之真正強盛

論國家之真正強盛

　　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的言論雖因過分替自己表功而顯得傲氣十足，但卻歷來都被視為真知灼見而廣泛地適用於他人。有人曾在一次宴會上請他彈琴，他回答說：「鄙人不精琴藝，但卻精於把小城變成大邦。」[1]稍稍借助於隱喻法，此言也許就可說明政府官員所具有的兩種不同能耐；因為若對政府官員來一次認真的審查，國人便可發現，他們中（個別）能使小國變成大邦者都不會彈琴，而大批精於彈琴者非但沒有把小國變成大邦的能耐，反而具有一種相反的才能——即能把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引向衰敗沒落。而毋庸置疑，既然諸多官員就憑這種已蛻化的功夫和本事討得君王的歡心並贏得百姓的喝彩，那這種功夫本事除「彈琴」外就不配再有更好的名稱；因為此類雕蟲小技只能討人一時喜歡，使玩弄者自己覺得體面，但卻無助於他們所服務的國家之繁榮進步。

　　當然也有些高官要員可以被視為「稱職」，他們能處理國家事務，使之不陷入危機和明顯的麻煩，但卻遠遠沒有能力使國力增強，使國庫充裕，使國運昌盛。不過官員們是何等人且由他們去，筆者在此只談國事本身，即談談一個國家之真正強盛及強盛之道。此乃一番適合雄主明君一覽的議論，其目的在於兩個方面，一是讓君主們別因高估其勢力而熱衷於徒勞的計劃，二是讓他們別因低估自己而屈從於怯懦的建議。

　　一國之疆土大小可由測量而知，歲收多少可經計算而曉，人口眾寡可見於戶籍名冊，城鎮數量可見於輿地圖表；然而在國政事務中，對國力強弱之判斷依然是最難做到正確無誤並最容易出錯的一個難點。天國沒有被比喻成任何碩大的果核，而是被比作一粒芥子，芥子比其他種子都小，但卻具有生長快蔓延廣的特性和活力。[2]所以有些國家雖幅員遼闊，但卻不易擴張領土或控制他國；而有些國家雖只有彈丸之地，可那彈丸之地卻易於成為龐大帝國之基礎。

　　若一國之民缺乏英武驍勇的氣概，那堅城、武庫、駿馬、戰車、巨象和大炮之類都不過是披著獅皮的綿羊。而若一國之兵士氣低落，那軍隊數量再多也無濟於事，因為正如維吉爾所說：「狼從不在乎面對的羊是多是少。」[3]當年埃爾比勒平原上的波斯軍隊如一片人海，以致亞歷山大軍中的將領也不免有幾分驚惶，他們找到亞歷山大，希望他下令夜間偷襲，可亞歷山大回答說他不想偷取勝利，結果是馬其頓人輕而易舉就擊潰了波斯軍隊。[4]亞美尼亞國王提格拉尼一世曾率四十萬大軍駐守一山頭，當發現前來進攻的羅馬軍隊不過一萬四千人時，他取笑說：來者若是個使團則人數太多，若是支軍隊則人數太少；但在那天太陽下山之前，他發現來者已足以屠宰他的軍隊並追得他丟盔棄甲。[5]

　　此類以勇氣勝過數量的戰例不勝枚舉，因此世人可以斷言，任何國家強大之關鍵都在於要有一個英勇善戰的民族。有人淺薄地認為戰爭的力量是金錢，殊不知士兵雙臂的力量若因民族的卑微柔弱而衰退，金錢也沒法為戰爭注入力量。當克羅伊斯[6]得意洋洋地向梭倫[7]炫耀其黃金時，梭倫曾善意地對他說：「陛下，若有他人前來，且來者的鋼鐵比你的更硬，那他就將成為這些黃金的主人。」

　　由此可見，若非本國軍隊皆由品格優良且英勇善戰的國民組成，任何君王或政府都不可過高地估計其國力；但另一方面，若一國之臣民具有尚武的性格，其君王則須確信自己的力量，除非他的臣民在其他方面有缺陷。至於用錢從國外招募軍隊，雖說這也不失為一種補救措施，但所有的先例都證明，依靠雇傭軍的國家或君王都只能得意一時，不久就會威風掃地。

　　猶大和以薩迦的天命不可能重合，同一個部族或民族不可能既是威武之獅又是負重之驢[8]；與此同理，一個賦稅過重的民族不可能成為勇敢尚武的民族。但經國民代表同意的徵稅對士氣民心影響較小乃不爭的事實，此例明顯地見於荷蘭的國內貨物稅[9]，在某種程度上也見於英國的王室特別稅[10]。讀者須注意，此處討論的是民氣問題而非錢包問題；所以雖說自願繳納或強迫徵收的稅款都出自同一錢包，但對民心士氣的影響卻截然不同。由此可有如下結論：帝國的臣民不宜負擔過重的捐稅。

　　凡旨在圖強的國家均須注意，勿讓本國的貴族和縉紳增長過速；因為那樣會使平民階級漸漸淪為萎靡不振的雇農和賤民，實際上成為上流階級的奴僕。這種情形可見于萌芽林之培養，如果你把優勢木樹苗留得太密，那你永遠也別想見到中間木或被壓木，因為優勢木下將只有灌叢荊棘。所以一國的縉紳太多，自由民就會變得低下卑微，其結果將是百人之中難有一人宜戴軍盔，更不用說充當步兵，而步兵乃一國軍隊之主力，那時就會出現民眾而勢微的情形。筆者以上所論之最好例證就是英法兩國間的比較，論疆土和人口英國都遠不及法國，然而英國從來就是法國最強勁的對手，其原因就是英國的中產階級可造就優秀的士兵，而法國的鄉農村夫則斷然不能。英王亨利七世在這方面的策略可謂深謀遠慮，值得讚賞（關於這點筆者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傳》中已有詳盡的論述）；為農莊和牧戶規定一個標準，即為他們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使他們能生活在富裕的條件下，而非在奴隸般的境況中，並使耕者都有其田，而非僅僅是雇農；[11]如此勵精圖治，國家便可達到維吉爾所形容的古意大利那種盛況：一個有強兵沃土的國家。[12]

　　還有一個社會階層也不應忽略（據筆者所知，這個階層幾乎為英國所獨有，也許還存在于波蘭，除此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筆者指的是貴族和縉紳家中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僕從階層，因為論從軍打仗，他們與自耕農子弟相比也毫不遜色；所以毫無疑問，貴族豪紳家所習慣的豪華闊綽、殷勤好客及使用大批隨從的確有助於恢弘尚武精神；而與之相反，貴族豪紳家有節制的封閉生活方式則會導致兵源的匱乏。

　　無論如何也得讓尼布甲尼撒夢中那棵王國之樹的樹幹健壯得足以承受其枝葉[13]；此喻是說一國之本土臣民與該國統治的異族臣民須形成合理的比例。所以那些對異族臣民之歸化持開明態度的國家都易於成為帝國。因不難想像，一個小民族即便因其智勇絕倫而獲得廣闊的疆土，它也只能維持一時，不久就會驟然崩潰。斯巴達人在外族人歸化問題上持歧視態度，所以當他們固守本土時能堅不可摧，可一旦對外擴張其樹幹就不堪承受其枝葉，到頭來終於像風吹果落一般突然消亡。

　　在接納外族人入籍這一點上，任何國家都比不上古羅馬開明，因此羅馬人一帆風順，漸漸形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帝國。他們的做法是授予外族人羅馬國籍（他們稱之為公民權），而且是最充分地授予，即不僅授予財產權、通婚權和繼承權，而且還授予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種公民權不止是向個人授予，同樣還授予整個家庭、整座城市，有時甚至是整個民族。加之羅馬人慣於殖民，把羅馬的籽苗移入異國他鄉的土壤，並使不同的習俗合二為一，因此可以說並非羅馬人向世界擴張，而是世界向羅馬蔓延，這正是最穩妥的強國之道。

　　筆者有時對西班牙感到驚異，不知那麼少的西班牙人何以獲得並保持那麼大的宗主權；不過西班牙本土無疑是一株巨大的樹幹，遠遠勝過羅馬和斯巴達興國之初。除此之外，雖說他們從來沒有讓異族人自由入籍的慣例，但他們有一種僅次於授予國籍的措施，那就是他們幾乎一視同仁地招募各族士兵，而且有時候還讓異族人當高級將領；不僅如此，從西班牙國王剛頒佈的國事詔書來看，他們此刻似乎也意識到了本土人丁不旺之缺陷[14]。

　　毋庸置疑，凡需在室內久坐不動的技術性行當和（只需動指頭而無需用臂力的）精巧細工都在本質上與軍人的稟性格格不入。一般而論，尚武的民族都有幾分懶散，都樂於冒險而不思勞作；而若要保持他們的尚武精神，就不可過分改變其懶散習性。所以古代的斯巴達、雅典、羅馬諸國都使用奴隸，這對他們有極大好處，因為上述既費時又無益于強身的工作一般都由奴隸去完成。但由於基督教的戒律，蓄奴制基本上已不復存在。如今與蓄奴制最相近的做法就是把上述行道留給異族人去從事（異族人因此也更易於在移居國容身），從而把絕大多數本國平民限於三種職業，一是有耕地的農夫，二是有自由民身份的僕從，三是適於男子漢充當的工匠，如鐵匠、木匠和磚瓦匠等。此處未計職業軍人。

　　但若要真正成為強大的帝國，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家須公開承認尚武從軍乃最大榮耀、最高目標和最佳職業；因為上文所論都不過是進行戰爭的能力，但若無目標和行動，能力又有何用呢？根據羅馬人的傳說，羅穆盧斯在升天後曾給過他們一道神諭[15]，告訴他們最重要的事是致力於戰爭，這樣便可建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斯巴達國家之組織結構完全是為了適應擴張帝國的目的（雖說那種結構並不明智[16]）。

　　波斯人和馬其頓人曾一度建起龐大的帝國。高盧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遜人、諾曼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也都曾強盛一時。土耳其人今天還擁有奧斯曼帝國，儘管其國勢已大大衰微。在當今歐洲的基督教國家中，擁有帝國勢力的實際上只有西班牙；[17]不過人人都是在其最專注的事業上獲利，此理顯而易見，不必多論。筆者只須指出：一個國家若不直截了當地宣稱尚武，它就別指望嘗到強盛的滋味；另一方面，（若像古羅馬人和土耳其人那樣）堅持不懈地興戎起釁，任何國家都可以創造奇跡，此乃時間給予的一道最可靠的神諭；至於那些只在某一時期尚武的國家，雖說它們通常只會在該時期獲得強國地位，但那種地位在其軍事活動衰減後仍可長期地保護它們。

　　伴隨上述要點而來的是一種需要，即國家需要有可提供（說得出口的）戰爭理由的法律或慣例，因為人的正義感與生俱有，所以若無某些至少是顯得公正的理由，人們一般不會投入（將導致無窮災難的）戰爭。土耳其人常以傳播其宗教為由興師征戰，那是他們隨時都可以使用的戰爭藉口。羅馬人雖說把拓展帝國疆域視為建此大功的統帥們之殊榮，但他們並非只憑這一個理由對外發動戰爭。

　　鑒於此，欲尚武圖強的國家須做到以下兩點：其一是對他國施加于本國邊境居民、過境商人或外交使節的無禮行為要非常敏感，並且對如何處置挑釁不可討論太久；其二是隨時準備以最快的速度出兵援助盟國，就像當年羅馬人所做的那樣；當年羅馬人的原則是，若一受外敵入侵的盟國與其他國家也訂有防禦盟約並分別向多國求援，羅馬人的援軍總是最先趕到，絕不把這份榮譽留給他國。至於古人為了某党某派或某國的政府性質而進行的戰爭，筆者也不知如何證明其理由正當；如羅馬人為希臘的自由而進行的一場戰爭，[18]又如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在希臘各城邦建立或推翻民主政體或寡頭政體而進行的戰爭，[19]再如一國或以主持公道、或以提供保護，或以解救他國受專制壓迫的國民為理由而發動的戰爭等等。總而言之，凡不敏於找興兵之由的國家都別指望強盛。

　　人體不運動不健壯，政體不運動不強盛；而對國家來說，師出有名的體面戰爭無疑就是最好的運動。國內戰爭固然如同感冒發燒，可對外戰爭的確就像運動發熱，有益於保持身體健康；因為在歌舞昇平中，民氣易變陰柔，民風易趨墮落。但不管尚武對升平康樂有何影響，它對國家之強盛都有利無弊；它可使國家保持一支常備軍，雖說維持一支勁旅耗資不菲，但它通常能使一國對鄰國發號施令，或至少在鄰國中保持強國的名聲。此例可見於西班牙，它在歐洲各地駐紮精兵差不多已有一百二十年歷史。

　　擁有海上霸權是一個強國的象徵。西塞羅在致阿提庫斯的信中曾談及龐培準備對付愷撒的計劃，他說：「龐培的計劃顯然是特米斯托克利當年採用的策略，因為他認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一切。」而毫無疑問，若龐培不因過於自負而棄舟登陸，他肯定能拖垮愷撒。[20]海戰之重大影響世人皆知。亞克興戰役決定了羅馬帝國的歸屬。[21]勒班陀海戰則抑制了土耳其人的擴張。[22]以海戰決戰爭勝負的例子不可勝數，這固然是因為各國君王或政府歷來就推崇並依賴海戰。

　　但至此可以肯定的是，擁有海上霸權者也擁有了戰爭的主動權，戰與不戰或戰多戰少均可隨心所欲；而那些只擁有強大陸軍的國家仍常常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可否認，當今之歐洲佔有極大的海上優勢（這種優勢亦是大不列顛王國得天獨厚的一個方面），這一是因為歐洲國家多半不是內陸國，它們的國界大多瀕海，二是因為東西印度[23]的財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海上霸權的附屬品。

　　與古代戰爭賦予軍人的光彩榮耀相比，現代戰爭都未免顯得黯然失色。如今也有些為鼓舞士氣而設立的騎士稱號和勳位，但卻往往被不加區別地授予軍人和非軍人；此外也許還有諸如榮譽紀念冊和傷殘軍人醫院之類的東西。然而在古代，他們有在戰場上豎起的紀念碑，有在葬禮上吟誦的追悼頌詞，有為陣亡將士建立的紀念館，有獎給個人的花環和花冠，有後來被各大國君主借用的emperor這一稱號，[24]有將帥們班師時的凱旋儀式，還有遣散軍隊時的慷慨賞賜。

　　這一切都能激發士兵們的勇武精神，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古羅馬人的凱旋式，那種儀式並非顯擺或炫耀，而是曾有過的一種最為明智且高貴的習俗；因為凱旋式包括三項內容，一是給凱旋將軍以榮耀，二是用戰利品充實國庫，三是給士兵們以賞賜。不過這種榮耀也許不適合君主國，除非獲此殊榮者是君王本人或他們的子嗣，就像發生在羅馬帝國時代的情況一樣，皇帝們把凱旋式據為己有，只為自己和兒子們取得的勝利舉行凱旋式，對獲勝歸來的部將則只給予凱旋服飾。[25]

　　綜上所述，雖說（如《聖經》所言）人不可能憑操操心就使自己的身體長高一寸[26]，但對國家政體而言，使國土更廣國勢更盛則在於君王或政府的能力；因為只要讓上文談及的那些策略、規則和慣例得以實施，他們便可為子孫後代播下強盛的種子。無奈此等大事通常都被忽略，只能任其聽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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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據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列傳》記載，特米斯托克利酷愛虛榮，從不放過炫耀自己的機會，經常在公民大會上表功；此處引言即出自《列傳》中之《特米斯托克利篇》第2章3節。（另參見本書《論友誼》一文有關注釋）

　　[2] 此喻見於《新約·馬太福音》第13章31節—32節。

　　[3] 引自維吉爾《牧歌》第7首52行。

　　[4] 此例所述乃公元前331年的埃爾比勒戰役，亞歷山大大帝在此役中以少勝多徹底擊敗了大流士三世。此役的實際戰場在埃爾比勒古城（Arbela，位於今伊拉克北部）以西52公里處的高加米拉（Gaugamela），故又稱高加米拉戰役。

　　[5] 此例所述乃史家所謂的「第三次米特拉達悌戰爭」中之一役，此役的羅馬軍隊統帥是執政官盧庫魯斯（Lucullus，前117—前56）。

　　[6] 克羅伊斯（Croesus）乃小亞細亞古國呂底亞之末代國王（約前560—前546），其王國於公元前546年被波斯國王居魯士所滅。傳說他是古代巨富，其名Croesus已成為「富豪」的同義詞。

　　[7] 梭倫（Solon，約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及詩人，「希臘七賢」之一，公元前594年任執政官，進行過積極的政治改革（即「梭倫立法」），任滿後出國旅行，到過小亞細亞。

　　[8] 《舊約·創世記》第49章記載：猶太人的祖先雅各臨終時把12個兒子召到床前，預言他們及其後代的命運（他們的後代後來成為以色列的12個部族），預言說猶大將是威武之獅，以薩迦將為負重之驢。

　　[9] 尼德蘭聯省共和國政府（三級會議）徵收的一種間接稅，用於國家和軍隊的開支。當時前宗主國西班牙的威脅尚未完全消除，尼德蘭人民仍同仇敵愾，故無人抱怨這項重稅。

　　[10] 當時由英國議會代征並發給王室的一種特別津貼。

　　[11] 15世紀末，由於圈地盛行，大批英國農民被趕出家園，淪為流浪者，造成社會動盪，納稅人和兵源也銳減，為此亨利七世治下的政府於1489年首次頒佈《反圈地條例》，提出退牧還農，保護領有20英畝份地的農民，規定牧主的羊群不得超過2000頭。

　　[12] 引自維吉爾《埃涅阿斯記》第1卷531行。

　　[13] 據《舊約·但以理書》第4章記載，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夢見一參天大樹枝繁葉茂，果實累累……忽有一天使宣佈將該樹伐倒，希伯來先知但以理說此夢乃亡國之兆。

　　[14] 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Philip Ⅳ，在位期1621—1665）於1622年頒佈國事詔書，授予已婚的西班牙本土居民某些特權，並進一步豁免有6個孩子以上的家庭之國民義務。

　　[15] 羅穆盧斯（Romulus）相傳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後代，羅馬城的創建者，「王政時代」的第一代國王；傳說他尚未去世就已升天，被羅馬人尊奉為神；此處提及的神諭一事見於李維《羅馬史》第1卷16章。

　　[16] 如斯巴達實行雙王制，一個國王專管國內事務，一個國王專管統兵征戰。

　　[17] 當時的西班牙不僅佔有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智利、哥倫比亞、西印度群島和亞洲的菲律賓群島，而且在歐洲也擁有霸主地位。

　　[18] 指「第二次馬其頓戰爭」（前200—前197）。

　　[19] 指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修昔的底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對這次戰爭有翔實的記載。

　　[20] 龐培終在「法薩羅戰役」（公元前48年）敗於愷撒，史家認為龐培的敗因乃指揮失當和貽誤戰機，因為當時他的勢力優於愷撒，決戰時尚有60艘艦船停在海上未動用。

　　[21] 亞克興戰役發生在公元前31年，古羅馬屋大維在此役中擊敗了安東尼及助陣的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此役結束了羅馬內戰，屋大維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個皇帝（即奧古斯都）。

　　[22] 勒班陀海戰發生於1571年10月，西班牙威尼斯聯合艦隊在此役中大敗土耳其艦隊。

　　[23] 「東印度」乃西方人使用的一個不確切的地理名稱，一般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和馬來群島；「西印度」是由哥倫布之誤而產生的一個地區名，後來歐洲殖民者藉以稱南北美洲。

　　[24] 古羅馬士兵在勝利後習慣向他們的統帥歡呼，呼之為imperator（英語作em-peror，意為統帥或凱旋將軍），奧古斯都建帝國後用此稱號作終身頭銜，此字遂轉義為「元首」或「皇帝」。

　　[25] 在羅馬共和國時代，所有在對外戰爭中大獲全勝的將領均可得到凱旋式，屆時凱旋將軍穿王家紫邊闊袍，乘飾有月桂枝的戰車，由執政官和眾元老引路進城，身後是戰利品、俘虜和班師軍隊等等，隊伍遊行至卡匹托爾山上的朱庇特神廟，然後舉行獻祭和殺俘虜等活動，儀式以宴會告終；但進入帝國時代後，除奧古斯都曾慷慨地為30余名將軍舉行過正式的凱旋式外，後來的得勝將軍只能獲凱旋服飾榮譽：即獲得穿凱旋服、戴桂冠、坐象牙圈椅和塑像的權利。

　　[26] 參見《新約·馬太福音》第6章27節及《路加福音》第12章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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