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83)_奧爾德斯·赫胥黎

八三

　　一個處於深度睡眠狀態中的人是無法接受暗示的。但巴伯先生發現，當實驗對象處於輕度睡眠中並被給予提示時，他們會作出反應，就像他們在催眠恍惚狀態下會對暗示作出反應一樣。

　　許多早期的催眠研究者進行過類似的實驗。在他初版於一九〇三年的經典著作《催眠術的歷史、實踐和理論》中，米爾恩·布拉姆維爾^①寫道：「許多權威人士宣稱能將自然睡眠變成催眠下的睡眠。按照威特斯特朗德^②的說法，與一個睡著的人，特別是睡著的孩子建立關係是非常輕鬆的事情……威特斯特朗德認為這種誘導式催眠的方法很有實用價值，並宣稱總是能成功地應用這一手段。」布拉姆維爾引用了許多其他經驗豐富的催眠師（包括伯恩海姆^③，牟爾^④和弗雷爾^⑤等知名權威人士），他們也達到了同樣的效果。如今一個實驗者不會說「將自然睡眠變成催眠下的睡眠」。他會說輕度睡眠（相對于沒有阿爾法波的深度睡眠而言）是一種許多實驗對象在像是催眠狀態下接受暗示的狀態。譬如說，許多實驗對象在輕度睡眠狀態中被暗示說一會兒醒來後他們會感到非常口渴，結果當他們醒來時，他們真的口乾舌燥，很想喝水。大腦皮層或許過於惰怠而無法直接進行思考，但它仍然很警覺，能夠對暗示作出反應，並將它們傳遞到自主神經系統。

　　﹛① 約翰·米爾恩·布拉姆維爾（John Milne Bramwell，1852—1925），蘇格蘭醫生、催眠師。﹜
　　﹛② 奧托·喬治·威特斯特朗德（Otto Georg Wetterstrand，1845—1907），瑞典醫生，精神治療手段的先驅者。﹜
　　﹛③ 希波萊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法國醫生、神經學家。﹜
　　﹛④ 阿爾伯特·牟爾（Albert Moll，1862—1939），德國精神學家。﹜
　　﹛⑤ 奧古斯特-亨利·弗雷爾（Auguste-Henri Forel，1848—1931），瑞士精神學家、優生學家。﹜

　　正如我們已經瞭解到的，著名的瑞典醫生與實驗者威特斯特朗德在對睡著的孩子進行催眠治療時特別成功。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幾位兒科醫生按照威特斯特朗德的方法，指導年輕的母親在孩子處於輕度睡眠的狀態下給予有益的暗示。這種睡眠教育能夠幫助孩子們克服尿床和咬指甲的習慣，能夠做好準備不帶著恐懼去做手術，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能被給予信心和安慰。我自己就親眼看到過對小孩子施行臨床睡眠教育時取得的顯著效果。或許在很多成年人身上也可以取得同樣的效果。

　　對於未來的獨裁者來說，所有這一切的寓意是很明顯的。當條件合適的時候，睡眠教育是有效的——似乎和催眠一樣有效。對於一個處於催眠狀態中的人能夠做的大部分事情，對於一個進入輕度睡眠狀態的人也都可以實施。言語的暗示能夠通過昏睡中的大腦皮層傳遞到中腦、腦幹和自主神經系統。如果這些暗示被接收到並一再重複的話，睡眠者的身體機能可以得到改善或干預，新的感知模式會被建立，舊的感知模式會被修正，並發出催眠後的命令，口號、公式和觸發命令會深深地留在記憶裡。比起成年人，兒童是更好的睡眠暗示的對象，未來的獨裁者會充分地利用這一點。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兒童會在午睡時被施加睡眠暗示。

　　對於年紀大一些的兒童，特別是黨員的孩子——那些長大後將成為領導、管理者和教師的男孩女孩們——將會為他們安排寄宿學校，白天接受優質的教育，而晚上則接受睡眠教育。至於成年人，病人會受到特別關注。就像巴甫洛夫在許多年前所表明的，意志堅定地進行抵抗的狗在經過手術或受病痛折磨時會變得特別聽話。因此，我們的獨裁者會讓每一間醫院的病房都接上揚聲器。闌尾炎、分娩肺炎或肝炎的發作，都可以是進行忠誠和真實信仰的強化課程和重溫意識形態原則的機會。失去人身自由的聽眾還可以在監獄、勞改所、兵營、海上船隻、火車、飛機、巴士終點站或火車站沉悶的候車室等場合找到。即使對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聽眾施加的睡眠暗示只能產生不到十分之一的效果，對於獨裁者來說，結果也會令他感到相當滿意。

　　從輕度睡眠和催眠狀態下的高度的暗示感受性，讓我們轉而探討那些醒著的人的正常的暗示感受性——或者說，那些認為自己醒著的人。（事實上，根據佛教徒的觀點，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一直半睡半醒，像夢遊者般度過一生，聽從別人的指示。覺悟就是完全的醒覺，而「佛陀」這個詞可以翻譯為「醒覺者」。）

　　每個人在基因上是獨一無二的，在許多方面與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樣。個體差異的範圍在統計標準上非常寬泛，但我們必須記住，統計標準只在精算中才有意義，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意義。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所謂的平均意義上的人，只有特定的男女老少，每個人都有其與生俱來的身心特徵，所有人都在嘗試（或被迫）將自己的生物多樣性硬生生地擠入文化模式的統一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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