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02)_羅曼·羅蘭

二〇二

　　他不大明白，想要瞭解她，逗她說話。但她講來講去不過是她單調的生活，謀生的艱難，而她也不在乎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種需要，幾乎是種樂趣。她不說自己最感壓迫的是無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於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覺，而這直覺是因為疾病的刺激而變得更敏銳，因為想起親愛的老母在同樣生活中所受的苦難而變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歷其境的看到這種悶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爾喬亞社會中，這是當僕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並不兇惡可是漠不關心的主人，有時除了差遣之外幾天不跟她們說一句話。她整天坐在沒法喘氣的廚房裡，一扇天窗也是被櫃子擋著，望出去只看見一堵肮髒的白牆。所有的快樂就是主人們漫不經意的說一聲沙司做得不錯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處。

　　幽禁的生活，沒有空氣，沒有前途，沒有一點欲念與希望的光，對什麼都不感興趣。——最苦悶的時間是主人們到鄉下過假期的時候。他們為了經濟關係不帶她一塊兒去，付了她工錢，可不給她回家的路費，讓她自己有錢自己去。她既沒有這個欲望，也沒這個能力。於是她孤零零的呆在差不多空無一人的屋子裡，不想出門，甚至也不跟別的僕役搭訕；她瞧不起她們，因為她們粗俗，不規矩。她不出去玩兒，生性很嚴肅，儉省，又怕路上碰到壞人。

　　她在廚房或臥室裡坐著：從臥室望出去，除了煙突之外，可以看見一所醫院的花園裡一株樹的樹頂。她不看書，勉強做些活兒，迷迷忽忽的，百無聊賴，煩悶得哭了；她能無窮無盡的盡哭，哭簡直是她的一種樂趣。但是她煩惱到極點的時候，連哭都哭不出來，心像凍了冰一樣。隨後她竭力振作起來，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主意。她想著妹子，聽著遠處的洋琴聲，胡思亂想，老是計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掙多少錢；她常常算錯，便重新再算，終於睡著了。日子過去了。

　　除了這種特別消沉的情形，她也有像兒童般愛取笑的快活勁兒。她笑別人，笑自己。她對於主人們的行為並非見不到，心裡也並非不加批判：例如他們因為無所事事而來的煩惱，太太的郁怒和發愁，所謂優秀階級的所謂正經事兒，對一幅畫，一曲音樂，一本詩集的興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斷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僕那末充時髦，也不像內地老媽子那樣只崇拜她們不瞭解的東西；她對於彈琴，談天，一切文雅的玩藝兒，不但沒用而且可厭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著偌大位置的事，都抱著敬而遠之的輕蔑態度。她不免把自己過的現實生活，和這種奢侈生活的虛幻的苦樂，似乎一切都由煩悶製造出來的苦樂，暗中比較一番。但她並不因此而憤憤不平。世界就是這麼回事。她忍受一切，惡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說：「本來嗎，各種人合起來才成其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錢更快樂的人的時候，說：「歸根結蒂，所有的人將來都是一樣的。」

　　「將來？什麼時候？」克利斯朵夫問。「社會革命以後嗎？」

　　「革命！嘿！還遠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話。反正將來大家都是一樣的。」

　　「什麼時候呢？」

　　「當然是死了以後嘍！那時不是誰都完了嗎？」

　　他對著這種心平氣和的唯物主義的看法非常詫異，心裡想：「要是沒有來世，那末一個人過著像你這種生活而眼看別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嗎？」

　　雖然他不說，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靜的用著一種聽天由命而遊戲人生的態度繼續說：「一個人總得認命。怎麼能每個人都中頭獎呢？我們運氣不好：話不是說完了嗎？」

　　她甚至不想到外國（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個多掙點兒錢的位置。她從來沒有離開本國的念頭。她說：「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樣硬的。」

　　她骨子裡有一種懷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觀。她完全是那種法國鄉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無信仰；不需要什麼生活的意義，生命力卻非常的強；——人很勤謹，對什麼都很冷淡，對一切都不滿意，可是很服從；不怎麼愛人生，卻又抓得很緊，也用不著空空洞洞的鼓勵來保持他們的勇氣。

　　從來沒見識過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這個誠樸的少女一無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會留戀沒有樂趣沒有目標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堅強的道德意識。至此為止，他所認識的法國平民只是從自然主義派的小說和當代小名士的理論中看到的；這批人剛和十八世紀與大革命時代的風氣相反，喜歡把沒有教育的人描寫成無惡不作的野獸，以便遮掩他們自身的罪惡……現在他才不勝驚異的發見了西杜妮這種不稍假借的誠實。

　　那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本能與骨氣的問題。她也有她貴族式的驕傲。我們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義字，那就大錯特錯了。平民之中有貴族，正如布爾喬亞中有下等階級。所謂貴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別人更純潔的本能，也許還有更純潔的血統的人；他們也知道這一點，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有不甘自暴自棄的傲骨的。這種人當然為數不多；但即使處於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們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們在場，別人就會有所顧忌，不得不拿他們做榜樣，或者裝做這樣。每個省，每個村子，每個集團，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貴族的面目；這裡的輿論嚴，那裡的輿論寬，都看各該地方的貴族而定。

　　雖然今日「多數人」的力量這樣過分的膨脹，這批默默無聲的少數分子的固有的權威還是沒改變。比較危險的倒是他們離開本鄉，散到遙遠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們孤零零的迷失在陌生的社會裡，優秀種族的個性始終存在，沒有被周圍的環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幾乎一點兒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報紙上肉麻而猥褻的文學，和國家大事同樣對她不生關係。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謂平民大學；即使知道，她也不見得會比對宣道會更感興趣。她做著自己的工作，想著自己的念頭，沒有意思借用別人的。克利斯朵夫為此贊了她幾句。

　　「這有什麼希奇呢？」她說。「我就跟大家一樣。難道您沒見過法國人嗎？」

　　「我在法國人中間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兒以外，或者學著別人玩兒以外還能想到別的事的，我連一個都沒見過。」

　　「不錯，」西杜妮說。「您只看到有錢的人。有錢的人是到處一樣的。其實您還什麼都沒看見。」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讓我來從頭看起。」

　　他這才第一次見到法蘭西民族，見到那使人覺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為一，像土地一樣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煙消雲散而它始終無恙的法國民族。

　　冬季長得很。潮濕，多霧，泥濘的冬季。幾星期看不見太陽。克利斯朵夫的病雖然大有起色，還沒完全好。右邊的肺老是有一處地方作痛，傷口在慢慢的結疤，劇烈的咳嗆使他夜裡不能安眠。醫生禁止他出門，甚至還想教他往東南海濱或大西洋上的加拿裡群島去療養。但他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飯，晚飯決不會來找他的。——人家又開了許多他沒錢購買的藥品。因此他乾脆不去請教醫生了：那不是白費錢嗎？並且在他們面前，他老是很窘；他們彼此沒法瞭解：簡直是兩個極端的世界。

　　醫生們對於這個自命為一個人代表整個天地、而實際是像落葉一般被人生的巨流沖掉的窮藝術家，抱著一種帶點訕笑與輕視的同情心。他被這些人瞅著，摸著，拍著，非常畏縮。他對自己病弱的身體好不慚愧。他想：「將來它死了，我才高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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