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48)_羅曼·羅蘭

一四八

　　克裡斯托夫越來越不知如何是好，打算和坐在旁邊的人談談其他事情。但沒有人答他。他們開頭對他還提了幾個關於德國的問題——這些空空洞洞的問題使他大為驚訝，原來這些似乎無所不知的出色人物，對巴黎以外的文學藝術，即使是最基本的常識，也顯得淺薄無知；他們最多只聽說過幾個大名鼎鼎的人物：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勞斯（是大衛，約翰，還是理查呢？），提到他們時如履薄冰，唯恐張冠李戴。再說，他們問克裡斯托夫只是客氣，而不是好奇，他們並不想知道什麼；他們根本不用心聽他的回答，就急著去談那些巴黎的小道消息，那才是全桌人都聽得來勁的話題。

　　克裡斯托夫不好意思地想談談音樂。但這些文化人當中沒有一個是音樂家。實際上，他們認為音樂是低人一等的藝術。近幾年來，音樂越來越時興了，他們不免暗中惱火；既然音樂已經走紅，他們也就裝作關心。最近有出歌劇風行一時，他們幾乎要說歌劇對音樂有劃時代的意義，至少是開創了音樂的新紀元。只有無知而趕時髦的人才會相信這種話，這使他們可以環顧左右而言他了。歌劇的作者是巴黎人，克裡斯托夫是頭一回聽到他的大名，有些人卻說他破舊立新，前無古人，重新創造了音樂。

　　克裡斯托夫聽得跳了起來。他求之不得的正是這號天才。但是這樣翻天覆地，橫掃千古的天才卻是聞所未聞的！……天啦天！這個了不起的傢伙；怎麼能這樣神通廣大呢？——他對人家提出這個問題。別人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又偏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他們只好叫他去找這夥人當中的音樂評論大師丹沃斐·古耶，古耶立刻和他談起七度音和九度音來。克裡斯托夫緊緊追問。古耶懂得的音樂並不比冒牌醫生懂的拉丁文更多……

　　「……你不懂拉丁文？」

　　「不懂。」

　　「（他馬上就來勁了）卡布裡齊亞，亞齊杜蘭，卡塔蘭木，三古拉力得……朋那斯，朋納，朋朗……」（都是他杜撰的拉丁語）

　　如果碰到一個「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在意地藏到美學的叢林中去。在那個正規軍攻不破的遊擊聖地裡，他可以放冷槍打貝多芬、瓦格納、古典音樂，其實，這種攻擊是文不對題的（可是在法國，如果要吹捧一個藝術家，就不得不打倒一切反對派和異端邪說，來做獻禮）。他宣佈新的藝術已經降生，把過去的成規慣例都踩在腳下。他談到一種音樂語言，那是巴黎音樂界的哥倫布新發現的，這種新語言把古典音樂的語言一掃而光，使它成為過時的語言。

　　克裡斯托夫對這個革新派的音樂天才有保留意見，他要等到看了天才的作品再說，他信不過這個音樂界的天神，因為大家犧牲了全部音樂來做天神的祭禮。他聽見人家對音樂大師這樣說長道短，覺得惱火，卻不記得他從前在德國已說過差不多的話。他在德國認為自己是藝術的革命派，用幼稚而坦率的大膽評論激怒了當地人——但一聽到法國人的議論，他才覺得自己成了保守派。他要討論，但風格不像高雅的人士那樣空談原理，不舉實例，而是像個行家裡手，偏要擺事實，講道理，一棒子把你打死。他不怕深入討論技術問題；他的聲調越說越高，對風雅人士非常刺耳，他的論據和支持論據的熱情都同樣顯得好笑。

　　那位音樂評論大師趕快用一句所謂的妙語來結束這一場枯燥無味的討論，克裡斯托夫在討論中剛剛大為意外地發現：那位大師對他所談論的問題一竅不通。但從這時起，大家對這個誇誇其談、思想過時的德國佬已有成見；還沒有聽他的音樂，就先判處死刑了。這三十來個眼睛笑眯眯的年輕人絕不放過好笑的機會，他們的注意力現在又轉移到這個怪人身上了，他笨拙而激烈地揮舞兩條瘦胳膊，兩個大巴掌，眼睛怒氣衝衝，喊聲尖而又尖，原來是西爾伐·高恩要他當場出醜，讓他的朋友們看一出滑稽表演。

　　話題離開文學越來越遠，最後一刀兩斷，又牽扯到女人身上來了。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刀也砍不斷的。因為他們的文學寫的都是女人問題，而女人和文人雅事糾纏不清，實在是難解難分。

　　他們談到巴黎社交場上一個有名的老實女人，剛把女兒嫁給自己的情夫，這樣就可以把情夫保留下來。克裡斯托夫聽得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做出了厭惡的怪相。高恩一見，用肘子碰碰坐在隔壁的人，說這個話題可能使德國佬動了心，大約急得想認識這個女人吧。克裡斯托夫臉紅了，說話結結巴巴，最後氣得迸出一句：這種女人該挨一頓鞭子。大家一聽，立刻放聲大笑；西爾伐·高恩用笛子般的聲調反對說，女人是碰都不能碰一下的，甚至連用花去碰都不行——他在巴黎自命是多情騎士——克裡斯托夫反駁說：一個這樣的女人簡直就是一條母狗，對付這種惡狗只有用一樣東西，那就是鞭子。大家聽了，叫得更加厲害。

　　克裡斯托夫說，他們對女人獻殷勤都是虛偽的，行動上最不尊重女人的，口頭上卻反過來最尊重女人；他對他們講的卑鄙無恥的下流勾當深惡痛絕。他們回嘴說：這不是什麼下流勾當，而是自然的事，大家異口同聲說，他們談到的那個女人不但非常可愛，而且是女人的典型。德國人又大叫起來。西爾伐·高恩別有用心地問他：你想像中典型的女人是怎麼樣的呢？克裡斯托夫感到他們在設置一個圈套；但他脾氣急躁，自信心十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對這些輕浮淺薄的巴黎人解釋他對愛情的看法。他找不到恰當的字眼，就費了好大的氣力去搜索枯腸，好不容易才在記憶漁網中釣到了幾個靠不住的表達方式，說了一大堆笑死人的話；他卻並不慌張，而是認真得令人肅然起敬，全不把別人的嘲笑放在眼裡，這說明他不可能看不出大家厚顏無恥地戲弄他的態度。最後，他一句話說了一半，說不下去，就使勁用拳頭捶了一下桌子，不再多說了。

　　大家還想引他捲入爭論；但是他只皺著眉頭，不再發牢騷，肘子撐在桌上，又難為情，又很惱火。他咬緊牙關，除了吃喝之外，不再開口。他大杯喝酒，和那些酒只沾唇的法國人大不相同。坐在他旁邊的人存心不良地灌他的酒，把杯子斟得滿滿的，他卻毫不在意地喝光。雖然他不習慣這樣大吃大喝，尤其是在剛剛餓了幾個星期之後，但他還頂得住，沒有像別人希望的那樣醜態百出。他待在那裡出神，大家也就不再注意他，以為他給酒灌得昏昏欲睡了。

　　其實，他除了聽法語談話太吃力之外，老聽人談文藝也聽累了——聽到的不外乎演員、作家、編輯、後臺的閒話、文人的床上韻事，他們的天地也太小了！在這些陌生的面孔和嘈雜的聲音中，他記不住一個人，聽不到一點思想。他的近視眼模模糊糊，若有所思，慢慢地繞桌子轉了一圈，眼光落到每個人身上，卻似乎一個人也沒看見。然而，他實際上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他自己卻沒有意識到。他的眼光不像巴黎人或猶太人的，他們像鳥啄食一樣，一嘴能啄住小而又小的一顆一粒，而且片刻之間能把顆粒啄得粉碎。他卻有如十月懷胎，綿綿不斷，默默無言，像海綿一般吸收生活的印象，並且融入自己的靈魂。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不記得。過了很久以後——幾個小時，往往是幾天之後——他一個人觀察自己時，才發現他把什麼都據為己有了。

　　當時，他的一副神氣像個呆頭笨腦的德國人，只顧大吃大喝，唯恐少吃一口。他什麼也聽不清，只聽見同桌的人稱名道姓，奇怪的是，他酒醉心明，懷疑為什麼這麼多法國人的姓名聽起來卻像外國人：比利時人，德國人，猶太人，地中海東岸人，英國人……拉丁美洲人……

　　他沒有注意到人家已經離開餐桌了。只有他一個人還坐在老地方，浮想聯翩，回憶萊茵河畔的小山岡和大樹林，耕過的田地，水邊的草場，年老的媽媽。有幾個同餐的人還站在大廳另外一頭談天。大多數人已經走了。於是，他也拿定主意，站了起來，眼睛並不瞧人，走到入口處去拿掛著的大衣和帽子。穿衣戴帽之後，他正打算不辭而行，忽然從半開的門縫裡看到隔壁小房裡有一件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架鋼琴。他有好幾個星期沒有碰過一下樂器了。他走了進去，親熱地撫摩鍵盤，坐了下來，沒有脫帽子和大衣，就彈起琴來。他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他一點也沒注意到有兩個人溜進了房間，來聽他彈琴。一個是西爾伐·高恩，非常喜歡音樂——天曉得為什麼！因為他對音樂一竅不通，不管好壞，一視同仁。另一個是音樂評論家丹沃斐·古耶。這一位——說起來更簡單——既不懂、又不愛音樂，但這不妨礙他對音樂說長道短。和懂行的人相反，其實，只有不知所云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為說三道四，他都無關緊要的。

　　丹沃斐·古耶是個大胖子，腰圓背粗，肌肉結實，鬍子漆黑，額頭上掛著發卷，起了皺紋，但不表明思想深刻，臉孔方而不正，像粗製濫造的木刻，胳膊短，大腿短而胸部肥胖，看起來是個木材商人或者奧弗涅省的挑夫。他的風度並不高雅，舉動卻很傲慢。他是靠了政治才進入音樂界的，而在當時的法國，政治是飛黃騰達的不二法門。他和同鄉的一個部長拉上了遠親的關係——「算不清的陳年老賬中某個私生子」的兒子——部長不能當一輩子部長。看到部長的船快要沉了，丹沃斐·古耶拔腿就逃，自然已經先大撈了一把，能撈多少，就撈多少，毫不客氣，尤其是勳章，因為他愛榮譽。

　　最近一個時期，為了他的後臺老闆，也為了他自己，他受到了相當猛烈的攻擊，他對政治就厭倦了，要找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可以攻擊別人，而不被人攻擊。那只有做評論家最好。剛巧，一家巴黎大報的音樂評論正沒有人寫。原來的評論員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作曲家，因為堅持要對音樂家和音樂作品做實事求是的批評，被解除了職務。古耶從來沒有搞過音樂，簡直一竅不通，報館卻選中了他，一點也不猶豫。因為報館怕和行家裡手打交道；而古耶呢，至少不必怕他；他不會荒謬地認為自己的意見那麼重要，而會聽老闆的話，要他攻擊他就批評，打個招呼他就收兵。他是不是音樂家，那倒成了次要問題。音樂嘛，法國人個個都懂。古耶很快就學會了基本功。

　　辦法很簡單，只要聽音樂會時坐到一個音樂家旁邊，最好是作曲家，聽他講對演出作品的意見。這樣做上幾個月的學徒，他就會懂行，笨小鵝也會飛了。說老實話，飛得自然不像老鷹；天曉得古耶冒充權威，在報紙上胡說八道，說了多少荒唐的錯話！他聽得一知半解，讀得糊糊塗塗，遲鈍的頭腦裡烏七八糟，卻自高自大地教訓別人；他寫起評論來自以為是，東拉西扯，夾雜著一些雙關語，故弄玄虛，盛氣凌人；他的心理狀態像個學監。有時，隔不了多久，他就會引起毫不留情的反駁，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假裝死人，避免回答。他既滑頭滑腦，又粗心大意，既傲慢無禮，又平庸無知，總是見機行事。他對地位高、名氣大的音樂大師卑躬屈膝（名位是他評估音樂價值的唯一標準）；無名之輩他全不放在眼裡，窮音樂師他就充分利用——他並不是個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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