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樓上(2)_魯迅

在鐘樓上(2)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瞭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外江佬」，孤孑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 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 Tiu-na-ma 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裡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著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裡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 Hanbaran 被他偷去，所以要 Tiu-na-ma了。」於是就仿佛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⑧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Tiu。故 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裡，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於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遊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⑨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⑩一般，待到居士⑾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⑿，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⒀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臺灣，自己也可以算作臺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呵。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只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託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K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閒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閒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適宜於閒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⒁，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⒂。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只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於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⒃，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於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於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裡躲》，宋雲彬⒄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復他『呐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著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裡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裡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著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駡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有時只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⒅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⒆和梭波裡⒇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佈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裡可都看不見了。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只好是這樣罷。

　　【注釋】

　　⑧太炎先生：章炳麟（1869─1936），號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作者留學日本時曾聽他講授《說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關於語言文字的著作之一，共十一卷，書末附有《嶺外三州語》一卷，現收入《章氏叢書》。「其州在尾上」，原語出《山海空·北山經》；章太炎對於「州」字的解釋，見《新方言·釋形體》。

　　⑨指《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載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現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

　　⑩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紀間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對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張「自我解脫」，要求苦行修煉；大乘佛教則主張「救度一切眾生」，強調盡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應以利他為主。

　　⑾居士：這裡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⑿三廉：形似楊桃而略大的水果。

　　⒀紙冠：高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攻擊魯迅說：「直到實際的反抗者從哭聲中被迫出校後……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況矣！」

　　⒁「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見《論語·陽貨》。

　　⒂「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見《論語·衛靈公》。

　　⒃「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這是新月書店吹噓徐志摩的話。一九二七年春該店創辦時，在《開幕紀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書預告」中，介紹徐志摩的詩，說他「一隻手奠定了一個文壇的基礎」。

　　⒄宋雲彬（1897─1979）：浙江海甯人，作家。當時任《黃埔日報》編輯。

　　⒅拉狄克（К.Б.Радек，1885─？）：蘇聯政論家。早年曾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一九三七年以「陰謀顛覆蘇聯」罪受審。他寫的《無家可歸的藝術家》，劉一聲譯，載《中國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⒆葉遂寧（С.А.Есенин，1895─1925）：通譯葉賽甯，蘇聯詩人。他以描寫宗法制度下農村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作品多流露憂鬱情調，曾參加資產階級意象派文學團體。十月革命時嚮往革命，寫過一些讚揚革命的詩如《蘇維埃俄羅斯》等，但革命後陷入苦悶，終於自殺。

　　⒇梭波裡（А.Соболъ，1888─1926）：蘇聯「同路人」作家他在十月命後曾經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於當時現實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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