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革命（並冬芬來信）(2)_魯迅

文藝與革命（並冬芬來信）(2)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現在要做一個什麼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至少，在現在的上海灘上。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贊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不過近來的批評家，似乎很怕這兩個字，只想在文學上成仙。

　　各種主義的名稱的勃興，也是必然的現象。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占權，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中國的批評界怎樣的趨勢，我卻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鬥爭，有的說要超時代⑥，有的躲在人背後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著文藝批評家的架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作。倘無創作，將批評什麼呢，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腸的。

　　別的此刻不談。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鬥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著，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裡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著，於是大罵「偏激」之可惡⑦，以為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⑧，餓人尚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鬥爭文學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他，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⑨。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曾經當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

　　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薦」⑩，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裡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又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⑾ 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我給你看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末的警句：「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四月四日　魯迅

　　【注釋】

　　⑥超時代：當時革命文學運動中部分人提出的文學主張，如錢杏邨在《太陽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號發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中說：「無論從那一國的文學去看，真正的時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沒有不顧及時代的，沒有不代表時代的。超越時代的這一點精神就是時代作家的唯一生命！」並批評魯迅的著作「沒有超越時代」。

　　⑦正人君子者流：指新月社中人。他們在《新月》月刊創刊號（一九二八年三月）的發刊詞《「新月」的態度》中，攻擊革命文學「偏激」，是他們的「態度所不容的」。又說：「我們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為我們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情感來維繫的，在一個常態社會的天平上，情愛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與互殺的動機。」

　　⑧黃巢（？─884）：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人，唐末農民起義領袖。曾建立大齊政權。據新、舊《唐書·黃巢傳》記載，中和三年（883）他率起義軍退出長安（今西安），途中受敵人圍困，糧食匱乏，起義軍曾「俘人而食」。

　　⑨辛克萊在《拜金藝術（藝術之經濟學的研究）》一書中曾說：「一切的藝術是宣傳」。《文化批判》第二號（一九二八年二月）刊載馮乃超的譯文時，將這句話用大號字標出。列寧曾稱辛克萊「是一個有感情而沒有理論修養的社會主義者」。（《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二四一頁，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稻香村」「陸稿薦」：過去上海等大城市有名的食品店和肉食店牌號。

　　⑾「昨日的文學家」：馮乃超在獨幕話劇《同在黑暗的路上走》（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第一號）的「附識」中說：「戲曲的本質應該在人物的動作上面去求，洗練的會話，深刻的事實，那些工作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吧。」篇末所引就是這個劇本中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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