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生涯回憶從墾殖學堂出來，去演話劇_張恨水

從墾殖學堂出來，去演話劇

　　我在鄉間過了半年多，有一個叔伯哥哥叫張東野，筆名張愚公（解放後曾任合肥市副市長，全國人大代表），當時在上海警察局當局長，他覺得我不讀書未免可惜，就叫我到上海去，打算讓我讀書。我到了上海之後，他打聽到蘇州辦了一個蒙藏墾殖學堂，我去考中了，就在蘇州住下來，這也為我日後寫小說寫了一些蘇白進去打了底子。

　　墾殖學堂就在蘇州留園的隔壁，到寒山寺和虎丘都很近。我那時是個貧寒學生，也不敢亂跑，課堂是樓房，打開窗戶，附近人家，麥地桑田，小橋花巷，都在目前。我在課餘就拿了書本靠在紅欄杆之旁細細地看。這時期我讀了《隨園詩話》《白香詞譜》《全唐詩合解》等。樓底下是花園一角，我也常去玩，高興起來就題幾句詩。

　　我在蘇州讀書，當然很好，可是我沒有錢用，於是想起投稿來。我試寫了兩篇短篇小說，一篇叫《舊新娘》，是白話的，另一篇叫《梅花劫》，是文言的。這時大概是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當時沒有一點兒社會經驗，並不十分懂得什麼叫「劫」，什麼叫新舊，姑且一寫就是了。稿子寫好了，我又悄悄地付郵，寄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輯部。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只是寄出去而已，並沒有任何被選的幻想。可是事有出於意外，四五天后，一封發自商務印書館的信，放在我寢室的桌上。我料著是退稿，悄悄地將它拆開。奇怪，裏面沒有稿子，是編者惲鐵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說，稿子很好，意思尤可欽佩，容緩選載。我這一喜，幾乎發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雜誌上寫稿，我的學問一定是很不錯呀！我終於忍不住這陣歡喜，告訴了要好的同學，而且和惲先生通過兩封信。但是我那兩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到惲先生交出《小說月報》給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有十個年頭，也沒有露面。換句話說，是丟下字紙簍了。這封信雖然是編輯部對一般作者的覆信，但是對我的鼓勵卻很大，後來我當了五十年的小說匠，他的這封信是對我起了作用的。

　　我在墾殖學堂讀了一年書，正值二次革命起來了，我們這學校是國民黨辦的，所以也成了討袁軍的一支力量，把寫了「討袁軍」字樣的旗子掛起，可是沒有幾天就垮臺了，學校也就解散。

　　這樣一來，我又失學了，可是我還沒有死心，帶了四五元錢去到南昌，找了一個補習學校補習英文、算術。想考大學，但是家中沒錢，父親過去在南昌置了點房產，所收房租只夠我付補習學校學費的，借債不是個長局。後來母親把房子賣了八九百元錢，由她收管度日，我不便拿。為了找出路，我就帶了一包讀書筆記和小說到漢口去了，因為有個本家叔祖張犀草在小報館裏當編輯。他雖然大我兩輩，年齡卻比我大得有限，他認為我的詩還不錯，就叫我投給幾家報館，但是並不給稿費，當時的小報館都窮得很，於是我的詩開始問世，卻還沒發表小說。

　　這時，我的堂兄張東野已到長沙改行演話劇，取了個藝名叫張顛顛，而且演得很紅。不久他也到漢口來，在漢口沒演成，又要到常德去，我於是也隨他到湖南去了。

　　我堂兄在常德參加的那個話劇社裏有兩位知名的話劇家，一位是演生角的李君磐，一位是演旦角的陳大悲。我去了也參加演出，頭一場演《落花夢》，派我一個生角，是個半重要的角色，大家認為我演得還不錯，就是說話太快了一點兒，派戲人說，演演就好了，我聽了也很高興。初步定了我三十元的月薪，李君磐和陳大悲也不過百多元。不過薪金是有名無實的，我從沒拿過三十元，十元也沒拿過，但是伙食很好。我的另一件工作是編說明書，一張說明書不過三五百字，沒有什麼為難，我的工作不忙，有時就約朋友出城去玩。

　　混到陰曆年邊，劇社就派了一個分班到津市去演出，我也去了，在這個小碼頭上演，生意卻很好。兩個月後又到澧縣，在這裏演了兩個月，好消息來了：袁世凱死了，我們全班人馬要到上海去演戲，我分了三十多元薪金，夠我到上海去的路費了。

　　到了上海，有個蕪湖《皖江報》的編輯郝耕仁和我堂兄住在一起，他大我十歲，是前清一個秀才，寫得一筆好字，能詩能文，他看我一點點年紀，和我堂兄一路瞎跑瞎混，認為究竟不是路子，他勸我，既有這番筆墨，可以到內地去找個編輯做做。這番話給我相當影響，但是一時沒有辦法。我隨了李君磐的戲班到了蘇州，可是因為我蘇州話說不太好，只得又隨另一批人到南昌去演戲，仍舊窮得混不下去，我就借了路費回了安徽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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