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裡的春天(156)_李國文

一五六

　　王經宇大聲吼了起來：「你這個不識抬舉的老貨，他們給了你什麼好處？」

　　老夫子沉靜地反問：「你又給了我什麼好處呢，大先生？」

　　白眼狼勃然大怒：「好吧，那我就給你一點好處，成全你，讓你跟他們一塊走！」

　　「謝謝——」

　　老秀才轉回身去，站在那五位已經倒下的烈士中間，望著眼前一片茫茫的碧水，似乎是自語，又似乎是向石湖傾訴：「記住吧，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哪！」

　　這位和石湖，和石湖上的人民，和石湖的第一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永遠站在一起的鄭老夫子，昂起腦袋，背抄著手，動也不動，只有淒冷的風，吹動著他那長衫的衣襟，王經宇把手一揮，他便成了那次屠殺的第六個犧牲者。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知識份子，有他們自身的特點，于而龍記得他的至友、那位廖總工程師曾經剖析過，還用了一個不大恰當的比喻：「唉！中國的知識份子，很像俗話講的：『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那樣，熱戀著這塊土地啊！」

　　那是在優待室裡，閉門思過時的事情了，于而龍接著問廖思源：「所以一九五二年，你想方設法要回祖國來——」

　　他承認：「沒有辦法，我像得了病似的想念這塊生我養我的土地。」

　　「所以，現在這樣折騰你，你也並不想去你女兒那裡。」

　　他沉吟了一句：「故土難離啊……」

　　「我看你還是走吧！既然你女兒來了信，也許我不該這樣慫恿你——」于而龍那時態度是明朗的，他贊成這位老夫子離開苦海，要不然，他會走上他老伴的路，死在那種無端的恐懼之中。

　　「不——」那時，廖思源是堅決不走的。

　　他倆因為臭名昭著，罪行嚴重，被隔離在工廠大倉庫後邊，一間九平方米的優待室裡。當時，這種叫做牛棚的民辦監獄，是無邊專政的產物，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有多少，現在神仙也統計不出了。所以後來法家紅了一陣，濫觴恐怕自此起始的。倉庫的大牆後邊，人跡罕至，大白天，黃鼬都敢在草叢中出沒。起先，這些膽怯的小動物，看見他們倆一會兒被彪形大漢押走，一會兒渾身像散了架地被拖回來，都嚇得躲在洞穴裡不露頭。但是時間長了，它們發現這兩個人並無傷害別人之心，而別人卻是可以隨便傷害得他們。

　　小動物恐怕也有些奇怪：「你們幹嘛不敢反咬一口？」於是它們膽子大了，公然在這兩個被折騰得連翻身都困難的「囚犯」眼前，躥來躥去，毫無恐懼之意，但恐懼症卻壓倒了廖總工程師。

　　「你還是申請出國，到你女兒那裡去吧！」

　　他連一絲走的念頭都不抱，倒反轉來勸于而龍：「我認為你還是認真寫份檢查，搪塞一下，可以少受好多苦，放下你那種殉道者的自尊心吧！」他指著于而龍手裡那本牛津版的《英語初階》：「學那勞什子還有啥用？」

　　「我花錢也請不來的私人教師啊！老廖，精通三國語言的小狄，誇你的英語口音是標準的牛津腔調，雖然書面氣味濃點，但很有紳士風度，她認為適合我學。」

　　「我越看你越怪，什麼時候還有閒情逸致學英語，知識即罪惡，明白嗎？要不是你懂俄語，人家哪會批你的修正主義？要不是你看那些外國著作，而且動不動就引用，小將們也就不能打你個崇洋媚外了。」

　　「照你說，白癡最安全了。不，老廖，那對我來講，還不如死去好呢！我認識一位元老同志，解放前搞城市工作，被國民黨抓起來，判了五年，坐在牢房裡。感謝馬克思，也不知以前哪位難友，留下一本列寧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別的難友都不感到興趣，他整整啃了五年。老兄，你現在要去聽聽他的關於經濟危機的報告，保管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政治課教員講得精彩。給我講講被動語態吧，別惦著晚上的批鬥會啦！」

　　他嘆息著：「我實在沒心思啊……」

　　「我弄不明白英語的被動語態和俄語的語法習慣有何不同？你是學過亨雷的《比較語言學》的，給我講透徹些，被動語態在科技書籍裡經常出現，我要搞通它。」

　　「搞通它到英國去讀伊頓公學、哈羅公學？」老頭子一臉苦笑。「不是那年紀了！」

　　「我才五十多歲，老廖，你也剛六十出頭，怎麼，今日悟道，明天就死麼？虧你白有那麼多學問了。」

　　「好好，我給你講，被動語態是最簡單不過的了，亨雷教授認為：每一個民族語言的形成過程中，總是會……」他講著講著又想起來：「老於，我們已經在一分廠、九分廠、一零一車間作了檢查，接受了批判鬥爭。今天是鍛壓中心，哦，那些個哥兒們的手勁可是挺大的，敢扭斷咱們脖子，真要命咧……」

　　「噯，老廖，動詞改為過去時態加上be，可是我要問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你最好去請教薩克雷、狄更斯、笛福，或者蕭伯納去吧！哦，還有個四分廠，轉業兵多；對啦，鑄造中心的關不好過，那些模型工，翻砂工的火氣可不小。」他轉回來問捧著《英語初階》的于而龍：「老於，咱們還有幾處沒有磕過頭？」

　　于而龍見他掰著指頭計數：「你不在算？」

　　「糟，搞亂了，重新算，一分廠、九分廠、一零一車間……」每提到一處，兩個人心裡就一咯噔，望著那些藐視他們的黃鼬，想著當初設計工廠時，廠區惟恐不大，車間惟恐不多，兩個人有著無可名狀的悲哀和悔恨。《聊齋志異》裡有個故事：一個財主在地獄裡，被獄卒灌著他生平暴斂錢財所熔化的銅汁。蒲松齡嘆息著，生前惟恐其少，此時深恨其多，但那是自私貪婪的報應。「可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動力學家莫名其妙地問著自己。

　　廖思源怎麼也算不清，儘管那是道最簡單不過的加減題，關鍵就是恐懼，他並不羞于承認，連自殺都打算過的，還在乎這點醜麼？「……是這樣，當時我得了一種恐懼症，老伴大概也是如此，她頂不住，就先我而去了……」

　　也許總工程師最使于而龍喜歡的性格，就是坦率。

　　但是，到了陽光普照大地的時候，他卻走了。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個熱愛土地、熱愛人民的知識份子，終究是要和符合歷史總趨勢的大多數站在一起，並且生死與共的。

　　甚至在那架載有廖思源的波音飛機，離開跑道，騰空而起的時候，這兩代知識份子的影像，在於而龍腦海裡同時交叉出現。一個飛到外國去了，一個留在了石湖，都是和黨有過密切聯繫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大的差異？不僅僅是個人的責任吧？但是，他還是向那愈來愈小的機影說：「廖總，你無論如何不該走的呀！」

　　鄭老夫子卻是死也不曾離開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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