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阿Q正傳》(2)

《阿Q正傳》(2)

　　普遍性體現在特殊性裡。典型性格越是具體深刻，也便越帶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勝利法」越是具有農民阿Q本人的特點，也便越能夠取得廣泛的社會諷刺的效果。這是因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吻合於他的階級地位、生活經歷和個性習慣，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使讀過《阿Q正傳》的都在腦海裡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一旦遇見具有類似精神現象的人——儘管在根柢裡存在著很大區別，也會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覺地叫出阿Q的名字來。藝術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廣泛影響，決不會也不需要損害它原來的屬性。

　　小說從第七章起，描寫阿Q性格在革命到來以後的某些變化，這種變化緊緊地扣住農民阿Q的特點，進一步證明了慣於使用「精神勝利法」的阿Q作為農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義。正當他在生活中處處碰壁，快到「末路」的時候，革命黨要進城的消息傳來了。阿Q原來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與他為難，一向表示「深惡痛絕」。

　　現在看到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居然這樣害怕，未莊的人居然這樣慌張，便不免對革命「神往」起來。他想：「革命也好吧，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和「精神勝利」不同，阿Q這個時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現實的根據：向來驕橫霸道的趙太爺換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著他低聲叫「老Q」；趙白眼也改口稱他「Q哥」，想從他這裡探聽「革命黨的口風」。這些都使阿Q感到新鮮和高興。在革命的風暴面前，小說準確地勾畫了各階層人物的情緒和動態，嚴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邏輯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寫出了阿Q要革命的階級特點。阿Q是從被剝削者樸素直感去歡迎革命的。

　　魯迅沒有忽視這種革命性，也沒有誇大這種革命性。阿Q覺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在他的想像中，革命黨都穿著「白盔白甲」，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革命之後，趙家的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甯式床，還有錢家的桌椅，都搬到土穀祠裡來；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阿Q對革命的認識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塗，但由於這種想法裡充滿著農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復仇情緒，卻又的確反映了農民阿Q具有改變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

　　魯迅看到農民是一個被剝削的階級，他們本身存在著許多缺點，不覺悟，不團結；同時也看到農民是一個要革命的階級，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嚮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終潛藏著革命的可能性。

　　毛澤東同志說過：「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16頁）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忽視了農民的要求，沒有把農民自發的革命熱情加以發揚和引導，相反地，卻讓封建地主篡奪了革命的果實，扼殺了農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趕下龍廷，卻沒有給廣大人民以任何實際的利益。對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情形，小說也有真實的描寫。革命黨進了城，卻不見得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舉人老爺當了民政幫辦，帶兵的還是先前的老把總。

　　在未莊，趙秀才便同曾經出過洋的地主階級裡資產階級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搶先向革命投機，掛出了「咸與維新」的招牌，而真正傾向革命的阿Q，曾經鼓起勇氣去結識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卻揚起了「哭喪棒」，不准阿Q革命。趙家的搶案發生後，「做革命黨還不到二十天」的把總老爺，為了維持自己的威風，把阿Q抓了去，當作搶犯，當作「懲一儆百」的材料槍斃示眾。正如稍後短篇《示眾》所描寫的一樣，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燈畫片裡見過的圍看殺人的鏡頭，在小說結尾處作了具體的描寫，說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現象深深地楔入了魯迅的心坎，使他永遠感到痛心。小說這個「大團圓」的結局的阿Q的悲劇，同時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

　　和魯迅其它描寫農民的小說相比，《阿Q正傳》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寫出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關係，並且直接聯繫到農民群眾要求解放的問題。辛亥革命的命運是和阿Q的命運緊密地聯繫著的，阿Q被送上法場，辛亥革命也同時被送上了法場，槍聲一響，這個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結束了。這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對現實的宣判。

　　周揚在談到《阿Q正傳》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辛亥革命沒有給農民以真正的利益，沒有依靠農民，啟發他們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就註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敗。在這裡，魯迅對於農民的弱點方面的批評，同時也正是對於辛亥革命的一個嚴正的歷史的評判。」（注：《發揚「五四」文學革命的戰鬥傳統》，《人民文學》1954年5月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初階段，一些革命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社會還缺乏透徹瞭解，「五四」當時「到民間去」的口號，並未引起一般知識份子對農民狀況的認真研究。魯迅以其長期以來深刻的觀察和沉痛的感受，通過藝術描繪，讓人重溫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雖然他較多地注意到群眾的落後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啟發農民民主主義覺悟的問題，客觀上卻有重大的意義。

　　魯迅當時還沒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夠明確的指出人民達到幸福生活的具體道路，卻始終站在被壓迫人民這一邊，站在農民這一邊，確信農民有權利過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權利做革命黨來爭取這個合理的生活：「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注：《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在魯迅的嚴峻的現實主義原則裡，這裡又反映了他的歷史樂觀主義的精神。阿Q這個人物自從在魯迅筆底出現以後，一直成為具有類似精神現象的人的代名詞，時時掛上批評者的口頭，得到了普遍的運用。

　　羅曼·羅蘭和法捷耶夫曾經極口稱道阿Q這個形象的生動與深刻的意義。法捷耶夫還說：「魯迅，是短篇小說的名手。他善於簡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達一種思想，在一個插曲中表達一件巨大的事變，在某一個別的人物中表達一個典型。」（注：《關於魯迅》，《文藝報》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這不是一般的評價，而是一個具有豐富的革命文學創作經驗的作家，從自己的實際體會中總結出來的對於魯迅小說的印象，以之說明《阿Q正傳》的創作特點也是非常確切的。小說到現在為止已經有近四十種不同文字的譯本，阿Q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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