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雜感和散文

雜感和散文(1)

　　魯迅在進行小說創作的同時，還寫了不少雜感、散文和散文詩。雜感是他直接解剖社會、抨擊敵人的藝術武器：犀利活潑，不拘格套。散文和散文詩則以清新雋永的風格，包含著更多敘事和抒情的成分。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互有高低，但總的傾向是一致的，並且各各以其新穎多彩的形式，豐富和充實了現代文學最初十年間的成就。

　　雜感「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注：《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和過去這一類文章的傳統形式不同，它是適應五四運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文體，一開始就受到魯迅的重視。魯迅最早的雜感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隨感錄」，以後又在《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國民新報副刊》、《語絲》、《莽原》、《猛進》等多種報刊上開闢陣地，不斷宣導。他說：「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注：《華蓋集·題記》）

　　魯迅重視文學藝術的戰鬥作用，不斷撰寫雜感。在他的影響下，許多作家繼起寫作，蔚然成風。魯迅前期雜感收集在《墳》（注：魯迅自己曾把《墳》稱做論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卻近於較長的雜感，他後來寫的便不再區分，一律收入雜感集中）、《熱風》、《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中。這些雜感根據藝術樣式本身的特點，直接地表現了烈火一樣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廣泛地接觸了為小說創作所沒有或者不可能接觸的問題。

　　在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封建意識形態曾經統治了二千多年，系統嚴密，條理周詳。辛亥革命根本沒有動搖這個體系，直到「五四」前夕，這種長期淤積下來的思想毒素依舊支配著社會心理，形成一種歷史的惰力，對外來思潮起著排斥和抗拒的作用。而每當政治方面反動逆流高漲的時候，情勢就更為猖獗。在社會上，充耳觸目的都是歌頌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勸孝、讀經尊孔，甚至以儒家名義而信奉《太上感應篇》，大做其迎屍拜蛇、扶乩煉丹的勾當。

　　魯迅認為：「倖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因此中國倘要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在他看來，五四運動應該是「這機運的開端」（注：《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在激蕩的歷史浪潮中，廣泛的社會批評便成為他早期雜感的特色。單就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隨感錄》而言，「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注：《熱風·題記》）從「虛無哲學」到奴隸主義，從盲目自大的「愛國論」到光怪陸離的社會相，上下古今，無所不談。

　　這些雜感涉及的問題很多，不過始終貫串著「五四」的時代精神——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即民主與科學的要求。這種要求具體地表現在魯迅雜感裡的，首先是反對國粹主義。新文化與舊文化之爭發端於「五四」前夕，標誌著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新的階段，在思想戰線上出現了更激烈和更徹底的鬥爭，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注：《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22頁）守舊派用「保存國粹」名義，維護文言，提倡國學，宣揚所謂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繼續盤踞統治的地位，以壓制新思潮的傳入和興起。

　　魯迅在《說鬍鬚》、《看鏡有感》、《論「他媽的！」》以及《熱風》的絕大部分《隨感錄》裡，反復地駁斥了那些「國粹家」，指出在中國，從纏足、拖大辮、吸鴉片一直到人身買賣、一夫多妻，他們的「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注：《熱風·隨感錄四十二》）「國粹家」們甚至覺得「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注：《熱風·隨感錄三十九》）當進步的知識、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為世界潮流的時候，執拗地保存著以「國」字冠首的陳腐的成規，這結果必然是我們保存了國粹，國粹卻不能保存我們：「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注：《熱風·隨感錄三十六》）其次是掃除迷信落後的思想。

　　封建制度從來便是和迷信落後的思想相膠結的，統治階級利用神道魔法，因果報應，向人民群眾灌輸宿命論，使他們安於被剝削的生活，不敢起來反抗。破除迷信曾經是「五四」當時啟發人民群眾覺悟的舉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陳大齊、錢玄同、劉半農們的反對扶乩迷信（注：《以美育代宗教說》，載《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偶象破壞論》，載《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虛妄。後來北京大學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過「非宗教叢刊」，第一冊《非宗教論》裡收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吳虞等多人文章。陳大齊、錢玄同、劉半農文章均載《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都是駁斥上海盛德壇的扶乩迷信的），在當時都有很大的影響。

　　魯迅在《論照相之類》、《春末閒談》以及《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裡，不斷地向愚昧無知的習俗進攻，指出應該知道「火藥除了做鞭爆，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更重要的用處（注：《熱風·隨感錄六十二恨恨而死》）。要醫治「祖傳老病」，掃除社會上的「妖氣」，只有一味「對症的藥」：科學（注：《熱風·隨感錄三十八》）。「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注：《熱風·隨感錄三十三》）第三是主張社會解放。封建禮教、宗法觀念長期以來束縛著人們，成為人們——特別是婦女和青年的精神桎梏。「五四」當時一直把家庭問題作為社會改造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新青年》，許多報紙和期刊甚至開闢專欄，研究了婦女和青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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