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雜感和散文(2)

雜感和散文(2)

　　魯迅在《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娜拉走後怎樣》、《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以及其它一系列雜感裡，猛烈地攻擊腐巧的名教、吃人的禮法，反對寡婦主義，反對堅壁清野主義，宣傳家庭革命。在他看來，婦女只有爭取經濟權，才可以獲得真正的平等；做父親的需要解放自己的孩子，「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而作為最根本的手段，則是掃蕩封建制度，消滅「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魯迅的雜感不僅是戰鬥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魅力，他善於動用生動的形象和幽默的語言來展開邏輯嚴密的論點。《熱風》裡的短文精悍凝煉，明白曉鬯，一篇篇銳利如匕首；收在《墳》裡的一些較長的雜感，則又氣勢跌宕，層層深入，表現了擒縱自如的特點。

　　新文化統一戰線在五四運動後不久便開始分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種分裂越來越趨於表面化。收在《華蓋集》裡的雜感，其中如《通訊》、《忽然想到（六）》、《北京通信》、《十四年的「讀經」》、《這個與那個》等，仍然是為反對「尊孔，崇儒，專經，復古」而發的，魯迅不滿於「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裡」，因此又聯想到「國民性」問題，問道：「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難於改變的麼？」但他不久又自己作了解答：「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他提出「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魯迅的立場是堅決的和徹底的。稍後，他又敏銳地感覺到：舊勢力對待新事物的態度已在改變，不過這只是戰術上的改變，「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注：《華蓋集·補白》）。這個事實使他有充分理由對「整理國故」表示反感，他說：「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注：《華蓋集·通訊》）實際上，中計的根本原因還是由於「自己願意」。

　　「五卅」事件前後，人民群眾反帝浪潮高漲，以胡適為首的資產階級右翼代表帝國主義利益，和封建勢力勾結起來，多方阻撓人民群眾的鬥爭。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感，鋒芒所指，已從廣泛的社會批評轉到激烈的政治鬥爭。收在《華蓋集》後半、《華蓋集續編》以及《墳》的最後一部分，環繞「五卅」事件、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而寫的雜感，集中地攻擊了為軍閥官僚服務的歐化紳士和市儈文人，突出地顯示了民主革命鬥爭在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右翼合流後的新的任務和意義。

　　當時代表資產階級發言的刊物是由徐志摩接編的《晨報副刊》（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和繼《努力》週報出版的《現代評論》，胡適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些刊物的編輯，卻在幕後給予積極的支持。群眾愛國運動起來後，他們中間的一部分成員忙於向帝國主義表白心跡，徐志摩竟說「打倒帝國主義」是什麼「時行的口號」，是什麼「分裂與猜忌的現象」（注：《羅曼·羅蘭》，《晨報副刊》第1299號），陳源又潮笑群眾的喊打而不敢動手為「怯懦」：「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注：《閒話》，《現代評論》第2卷第38期）魯迅憤慨地指出：群眾的喊打而不打誠然是「怯」的，但是，「遠遠地」站著向群眾頭上吐「唾沫」，用這件事來「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卻實在是超乎「怯懦」的「卑劣」（注：《華蓋集·並非閒話（二）》）。

　　在女師大學潮中，魯迅針對陳源等的造謠誣衊發表了許多雜感，支持學生的鬥爭，揭發「謊言」的來源。他在《一點比喻》裡，以生動的形象鉤下這些歐化紳士的嘴臉，說明他們不過是領著羊群走向屠場去的山羊：「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段的徽章。」這個比喻不久便得到了確切的印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槍殺請願人民，死學生市民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餘人。而這批「領頭羊」式的文人竟說學生本不該參加「群眾運動」，自蹈「死地」，並把責任推到「民眾領袖」身上。

　　魯迅痛感「言語道斷」，要求青年們從「這許多血」裡得出「覺悟和決心」（注：《華蓋集續編·「死地」》）。在著名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裡，他自說這個事件很有幾點出於他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魯迅確實從後一點裡得到了鼓勵，同時又以此鼓勵了別人：「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預感到：形勢已經推進到大戰鬥的前夕，「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他清楚地指出：「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而歐化紳士們在完成其「領頭羊」任務的同時，也更加露出了本相：「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注：《華蓋集·忽然想到（七）》）

　　魯迅的雜感不僅含有精闢的見解，而且時時畫出富有典型意義的形象，揭示了帝國主義奴才們的面目。他對當時資產階級右翼知識份子還作過種種貼切的比擬，例如「媚態的貓」、「比它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還要「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雖然是狗，又很象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叭兒。魯迅善於細緻地擺開事實，通過反復的議論而後煉成具體的形象，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多年以來的社會變化和戰鬥經歷使他感應敏捷，任何虛偽的把戲都逃不過他的銳利的眼光。他瞭解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性質，因而也有一套對付他們的戰術和戰略。

　　魯迅提倡「韌性的戰術」，認為無論做什麼事，「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注：《華蓋集·雜感》）。他勸告青年學習「壕塹戰」，不要象《三國演義》裡許褚那樣「赤體上陣」（注：《華蓋集續編·空談》）；又主張「打落水狗」，勿對敵人採取姑息的態度。這些論點散見在許多雜感裡，而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最為集中。當北洋軍閥段祺瑞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北京工人學生又舉行遊行示威，促其即日下野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人又出面提倡「費厄潑賴」，說什麼「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注：這是周作人和林語堂提出的。文見《語絲》第54期及57期，1925年11月23日及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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