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文學 > 中國現代文學史 | 上頁 下頁 |
| 文學革命初期的創作(3) |
|
|
|
這類作品有時顯得精巧,有時不免做作;有時顯得機智,有時卻只成為文字遊戲而缺少真正的詩味。作者也曾寫過一些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田主來》、《賣布謠》揭露了地主豪富的貪婪兇殘,《成虎不成》、《每飯不忘》讚美了農民的自發反抗,《紅色的新年》與《勞動節歌》雖嫌浮泛,卻也歌頌了新的時代潮流。但是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稍後的詩(如《舊夢》中一九二一年以後大部分的詩和後來出版的《郵吻》集),已經充滿頹廢孤寂情緒。隨著階級鬥爭進一步激化,作者在政治上也逐漸趨向於墮落。 白話散文的寫作,也與小說、新詩並起。其中數量較多、成就較高的,是適應當時急遽的戰鬥要求而產生的雜感。這種文體,最初由於《新青年》、《每週評論》、《晨報》(第七版)等設置「隨感錄」、「浪漫談」等專欄加以提倡而趨於興盛,以後更經魯迅等先驅者的長期努力,「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的代名詞」(注: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後來《嚮導》等刊物上的「寸鐵」專欄,也正是這一戰鬥武器的運用和發展。 「五四」時期雜感的寫作,除魯迅而外,李大釗(1889—1927)也是重要作者。他所寫的一些帶文藝性的短論,有時雖還殘留著民主主義思想的痕跡,但針砭時弊,衝刺鋒銳,戰鬥性大多很強。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最初在中國傳播和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漸次擴展的時代側影。《新紀元》等文以熱情洋溢的語調,預言了十月革命後封建主義、軍國主義「枯葉經了秋風」般的命運,號召「黑暗的中國」的人民迎著「曙光」前進;《混充牌號》、《紅蘿蔔黨》以形象鮮明的比喻,提醒人們及早警惕那些掛著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牌號、「帶著一層紅皮」的東西,「將來難保不是一片紅蘿蔔」;它們都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啟蒙者特有的敏感。《政客》、《屠宰場式的政治》借助於邏輯的推論或巧妙的聯想,三言兩語就剖析出軍閥政治的本質;《太上政府》、《威先生感慨如何?》則義憤填膺,單刀直入,戳穿了帝國主義的畫皮,暴露了他們的兇惡面目;這些也都顯示了作者高出於一般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可貴之處。當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賣國政府共同宣傳所謂「中日親善」而有些人也對此發生幻想時,李大釗一針見血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質: 日本人的嗎啡針和中國人的肉皮親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國人的金錢親善,日本人的鐵棍、手槍和中國人的頭顱血肉親善,日本的侵略主義和中國的土地親善,日本的軍艦和中國的福建親善,這就叫「中日親善」。 ——《「中日親善」》 在這裡,精湛的思想,銳敏的洞察力,形象而簡練的語言:三者確實得到了較好的結合。正是這種原因,使李大釗的雜感獲得了強烈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它們同《新青年》上魯迅、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的「隨感錄」一起,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初期白話散文中,遊記、通訊報告也佔有重要位置;稍後更有抒情小品、隨筆出現。這些都屬於當時所謂「美文」類。用白話寫這類文字,足以打破「白話只能作應用文」的陳腐看法,含有向舊文學示威的意思。但在內容上,還是以抒寫閒情逸致者居多。較有社會意義的作品,在早年遊記通訊中,應推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 瞿秋白(1899—1935)較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實際參加過「五四」群眾運動,很早就是「為人生」、為社會和為人民的文學的鼓吹者。一九二〇年十月,以《晨報》記者身分赴蘇:《餓鄉紀程》(亦名《新俄國遊記》)和《赤都心史》即為旅蘇期間所寫的兩部散文集(有些篇章曾在《晨報》上發表)。作者懷著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嚮往,最早向自己的人民「撥開」國內外反動派所散佈的「重障」,真實報導了「俄羅斯紅光燭天,赤潮澎湃」的現實以及蘇俄「無產階級創業的艱辛」。 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新與舊、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那種複雜、尖銳而曲折的鬥爭,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許多篇章記述了勞動人民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党領導下戰勝敵人、排除困難的英勇業績,表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時生氣勃發的革命氣象。在《列寧》、《赤色十月》等篇中,作者熱情地描繪了列寧的形象,顯示出人民對党對領袖的無限愛戴和信賴。 兩部作品也紀錄了作者自己由一個嚮往俄國革命的進步知識青年,經過生活實踐和自我批判,逐漸走上信仰共產主義的一段思想歷程(如《家書》、《「我」》、《生存》等篇)。這些散文,體式隨內容而變化:有遊記,有小品,有雜感,也有散文詩。嚴肅的思索和熱情的記敘相結合,使作品風格顯得凝重而又清新。它們出現在新文學初期,是值得珍視的。 上述小說、新詩、散文的創作情況表明:新文學的宣導時期是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大革新大解放的時期。雖然不少作品中所表現的新內容較為淺露,部分作品尚未脫盡舊文學的痕跡,另有一些又顯露出歐化的形式主義偏向;但新文學的主流是健康的。它在思想革命的現實基礎上繼承了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吸收了外國進步文學的長處,開始形成新的風貌。 這一時期已經有了魯迅這樣一登上文壇就相當成熟的作家,但並未形成專業的創作力量,不少作者一現即逝,能夠持續下去的作者,正在積聚經驗,磨練筆墨。這是新文學隊伍最初的培育時期。其中有些作者,至一九二一年以後成為不同文學社團的骨幹力量,從繼續不斷的創作活動中作出了更大的貢獻,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