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2)

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2)

　　但自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實施文化統制，屠殺無辜，豺狼野心，變幻莫測；文藝界的確有一批小資產階級作家，一方面厭惡甚至痛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又對革命前途感到迷惘，以至於對革命懷有誤解或者恐懼。他們厭倦政治，害怕鬥爭，幻想擺脫任何政治的羈絆，作為第三者而超脫于階級鬥爭之外。他們還有意無意地將藝術神秘化，企圖緊緊地把自己關閉在「象牙之塔」裡。

　　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使他們長期陷於無所適從的苦悶中。「九一八」以後，人民群眾抗日反蔣浪潮日漸高漲的形勢，有可能將他們中的大部分直接捲入鬥爭的漩渦，向革命力量靠攏；但是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公開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緊密聯結起來的事實，還有程度不同的懷疑以至於抵觸，妨礙他們進一步和革命作家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胡秋原、蘇汶的「文藝自由」論調，迎合了也利用了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同時又對後者苦悶的根源作了顛倒黑白的解釋。

　　他們以「自由人」、「第三種人」的姿態出現，不僅不是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國民黨反動統治，反而蓄意咒駡左翼文藝運動，妄圖將那些作家引到遠離革命文學、甚至與之對立的境地。他們曾經和左翼文藝運動有過一些聯繫的經歷，使這種挑釁具有更大的迷惑作用。當時，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起應、陳望道等許多作家識破了他們的這種詭計，充分意識到這場挑戰的嚴重意義，積極投入這聲戰鬥，和他們進行反復的辯論。除上海外，北平「左聯」的刊物也發表了批判文章。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鬥爭，是整個「左聯」時期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一次文藝論戰。

　　針對著胡秋原的謬論，瞿秋白的《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開始就引用了列寧在《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一文中揭露資產階級所謂文藝「自由」時說過的名言：這種「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拳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注：此處據《列寧全集》中譯本譯文，瞿秋白原來的譯文與此略有出入）。瞿秋白說明了：在階級社會中不可能有獨立於階級利害之外的「文藝自由」，「當無產階級公開的要求文藝的鬥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胡秋原所要求的，正是「文學脫離無產階級而自由，脫離廣大的群眾而自由」。

　　至於他用來支援自己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文藝只是表現生活的觀點，「恰好把普列汗諾夫理論之中的優點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汗諾夫的孟塞維克主義發展到最大限度——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虛偽的旁觀主義」（注：《現代》第1卷第6號，1932年10月1日，署名易嘉）。當胡秋原對這些批判進行反撲，堅持反動論調的時候，周起應在《自由人文學理論檢討》中，根據列寧的反映論和文學的黨性原理，再一次駁斥他抹殺藝術的階級性、黨派性，否認藝術能夠反過來影響生活的能動作用的反馬克思主義錯誤（注：《文學月報》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署名綺影）。

　　對於蘇汶，瞿秋白從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建立「真正科學的文藝理論」，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需要用文藝説明革命，「不但要普通的煽動，而且要文藝的煽動」等方面作了詳盡的論述，批駁蘇汶所謂左翼文壇只要革命不要文學的謊話。瞿秋白還分析了作家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產者，「不論他們有意的，無意的，不論他是在動筆，或者是沉默著，他始終是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代表。在這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裡，你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麼『第三種人』。」（注：《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所以，所謂「第三種人」，完全是一種虛偽的提法。聯繫著蘇汶他們的創作來看，實行情況也正是這樣。蘇汶的長篇小說《再亮些》（又名《叛徒》），嚴重歪曲革命鬥爭，散佈「無論那一種政治，都是整個的黑暗」的反動謬論。

　　當時和蘇汶在一起的作家如穆時英之流的所謂新感覺主義，也都反映了他們腐朽的生活與空虛的精神世界，是在「金融資本主義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學」（注：適夷：《施蟄存的新感覺主義》，《文藝新聞》第33號，1931年10月26日）。他們根本不是什麼「第三種人」，他們的作品也根本不是什麼「第三種文學」。周起應在《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中，指出蘇汶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要真理，是一種極其惡毒的歪曲。他著重說明了由於「無產階級是站在歷史的發展的最前線，它的主觀的利益和歷史的發展的客觀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們對於現實愈取無產階級的、黨派的態度，則我們愈近於客觀的真理」。

　　無產階級的政治不但不會破壞文學去反映生活的真實，而且會説明作家正確地認識生活（注：《現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何丹仁（馮雪峰）也指出：「文藝作品不僅單是反映著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它還要反映著客觀的現實，客觀的世界。然而這種的反映是根據著作者的意識形態，階級的世界觀的，到底要受著階級的限制的（到現在為止，只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辯證法的唯物論，才能夠最接近客觀的真理）。」（注：《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現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這些意見，將論爭推進到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實踐的關係上。在和「第三種人」鬥爭告一段落以後，為了使小資產階級作家對這個根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理解，周起應還對蘇汶的這些觀點繼續進行了批判（參見本章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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