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3)

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3)

　　魯迅的筆鋒主要指向蘇汶。他在《論「第三種人」》中指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注：《現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1日）在《又論「第三種人」》中，他還以人體有胖有瘦為喻，指出那些看上去似乎是不胖不瘦的人，「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不可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以說明文藝界也決不會有「不偏不倚」的「第三種人」的存在（注：《文學》第1卷第1號，1933年7月）。他再一次用生動的比喻，確切地闡發了文藝的階級性，使人們從形象的聯想中領悟這一重要的真理。魯迅還由此指出，「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而在於實際上「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因而也不會有「第三種」文學。

　　他嚴正地批駁了蘇汶將一些作家的苦悶歸罪於左翼文學運動的詭計，同時也勸告那些希望超然於階級鬥爭之外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只有及早拋棄幻想，站到進步的立場上來，才能從莫知所從的彷徨中解脫出來。在這次論爭結束後不久，有的「第三種人」「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為反動政府效勞，「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胡秋原也投靠蔣介石，當上「立法委員」，成為法西斯文化掮客。他們都以實際行動證實其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論調，不過是用來粉飾自己替反動政治服務的一種手法而已。

　　胡秋原、蘇汶之流反動文人，和當時文藝界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為這些作家的代表，竭力投其所好。一部分作家由於在「文藝自由」等問題上存在著糊塗觀念，容易為他們的反動言論所吸引和欺騙。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爭，實際上又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作家的鬥爭。如何嚴格地從政治上分清敵友的界線，一方面擊退敵人的進攻，一方面團結更多的同盟軍一起前進，是這次論爭中一個複雜而且重要的課題。革命作家在充分揭露胡秋原、蘇汶的同時，明確表示了自己團結廣大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態度。

　　魯迅說：「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注：見《論「第三種人」》，這段引文發表于《現代》時和收入《南腔北調集》時，文字略有出入，現據《南腔北調集》）馮雪峰在批判「第三種文學」的同時，也肯定了進步小資產階級文學的作用。他說：「一切寫實的，能夠多少暴露著社會的真實的現象，尤其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腐爛崩潰，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的真相，小資產階級的沒落、動搖、分化的現象，等等的文學」，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存在價值的；並且指出「第三種文學」的真正的出路，是要創造一種「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義的，多少能夠反映現在社會的真實的現實的文學。

　　他們不需要和普羅革命文學對立起來，而應當和普羅革命文學聯合起來的。」（注：《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馮雪峰把進步小資產階級文學當作無產階級文學的同盟軍，他與魯迅爭取、團結「同路人」的觀點完全一致。這種嚴格區別敵友的態度，擊破了敵人中傷左翼文藝界和廣大小資產階級作家團結合作的企圖，同時也反映了左翼文藝運動在鬥爭實踐中，正在逐步克服宗派主義的情緒。這次鬥爭，也幫助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明辯是非，提高思想認識，擺脫幻想和苦悶。此後不久，當革命叛徒楊村人「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重複類似謬論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注意，就象魯迅所說的只需「一噓了之」（注：《南腔北調集·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了。客觀事實證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作家和廣大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聯繫日益密切，在以後的活動中，不斷得到他們的配合和支持。

　　比起「新月派」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來，「第三種人」沒有一個明確的團體，缺少嚴密的組織；主要是有些經常在《現代》雜誌撰寫作品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贊同胡秋原、蘇汶的一些觀點。他們彼此的思想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後來，隨著階級鬥爭和文藝運動的發展，他們中間發生深刻的分化：有的墮落為漢奸，有的——如詩人戴望舒——走上了進步的道路。

　　對「新月派」的鬥爭，對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藝戰線上三次主要的鬥爭。此外還有一系列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論爭（如對於《論語》派的幫閒文學的批判）。在這些鬥爭中，人性論也好，「民族中心意識」也好，「文藝自由」論也好，公開的攻擊也好，隱蔽的破壞也好，對方的矛頭都集中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要內容——文藝的階級性上，目的都在於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根本任務——文藝為革命的政治服務。

　　這些，也就成為雙方論爭的焦點。這是因為：敢不敢公開承認文藝的階級性，以及究竟為哪一個階級的政治服務，正是無產階級文學和資產階級文學的分水嶺，正是兩者最根本的分歧。在鬥爭中，革命作家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根本原則和無產階級文學的政治方向，給予各種資產階級文藝理論以毀滅性的打擊，也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前進掃清了道路。這些都是文藝戰線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

　　瞿秋白在《歐化文藝》一文中曾經指出：「文藝革命運動之中的領導權的鬥爭，是無產階級的嚴重的任務。資產階級，以及摩登化的貴族紳士，一切種種的買辦，都想利用文藝的武器來加重對於群眾的剝削，都想壟斷文藝，用新的方法繼續舊的愚民政策。」兩條道路鬥爭的實質，正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對於文藝運動的領導權的鬥爭，正是決定文藝運動的發展方向的鬥爭。

　　這就是這些論爭的重大歷史意義。雖然由於產生和支持這些反動論調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勢力在舊中國還繼續存在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類似的叫囂和挑釁以後還多次出現，但是經過這麼幾次批判，它們的面目不得不愈來愈隱蔽，它們的影響也愈來愈縮小；無產階級對於革命文學的領導權則愈來愈鞏固，在以後頻繁的鬥爭中，繼續不斷地打擊敵人，壯大自己，從勝利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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