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藝大眾化運動

文藝大眾化運動(1)

　　革命作家在對反動文藝思想的鬥爭中，堅定地捍衛了文藝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的方向。而要在實踐中貫徹這一方向，必須使創作和群眾結合起來，真正為群眾服務，成為群眾自己的文學。這同樣是一個嚴重的戰鬥的任務。因此，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作家間展開了前後將近十年、幾乎貫穿這一歷史時期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同時還在創作實踐中作了初步嘗試。促進文藝大眾化，成為當時整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有別於初期的新文學運動的一個重要標誌。

　　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一開始起就賦予文學以新的使命：從少數士大夫的壟斷中解放出來，為廣大人民服務。「五四」文學革命反映了這一要求，立下偉大的歷史功績。但是，新文學的實際對象，主要還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沒有普及到作為人民大眾主體的工農中去。二十年代初，「民眾文學」、「方言文學」的討論，「到民間去」的號召在文藝界的迴響，說明已經有一部分作家開始意識到這一事實，並為擴大新文學的讀者範圍作了一些努力。

　　不過，每當問題涉及到如何克服文藝與民眾隔絕的狀況時，意見大多偏重於「提高」民眾的水準，使他們能夠欣賞新文學作品，卻幾乎沒有人提到自己的作品應該如何適應民眾的要求。他們反對「把詩思去依從一般的民眾」，反對讓象自己這樣的「少數人跟著多數人跑」，認為應該由「少數人領著多數人跑」（注：俞平伯：《詩底進化的還原化》），因為他們感到如果要藝術「低就民眾」，那「不啻是藝術的自滅」（注：成仿吾：《民眾藝術》，《創造週報》第47號，1924年4月）。他們實際上把自己和藝術都高高置於民眾之上。這種從資產階級那裡承襲過來的啟蒙學派的社會觀點和把藝術神秘化的文藝觀點，自然不可能解決歷史發展提出的嶄新的課題，從而妨礙了對於這個問題的具體探討。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以後，革命作家從工農大眾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這一認識出發，對於文藝與群眾的關係有了與前一個時期不同的理解。成仿吾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指出：「我們要努力獲得（無產）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指語言——引者）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物件。」其中已經包含了革命文學應該適應工農大眾的要求，即實現文藝大眾化的比較自覺的想法。隨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陸續出現了許多作品。

　　但這些作品並沒有被工農群眾所接受，更談不上為他們服務了。當時的革命文學創作中，大多數作品確實相當嚴重地存在著脫離群眾的弱點。這個現象推動革命作家從只是由原則上承認大眾化，進而認識到解決這一課題的迫切性，他們開始探索實現大眾化的具體途徑。與此同時，列寧的文學應該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藝術是屬於人民」的思想介紹到中國，在革命文藝界廣泛傳播（注：列寧的這些意見，見《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以及與蔡特金的談話）。列寧的這一思想透徹地揭示了文藝大眾化的根本意義。儘管當時革命作家並沒有都充分領會其中的深刻含義，他們仍然從中得到了很多啟示。舉凡這些，都促成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發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國癢）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注：《海風週報》第12號，1929年3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眾化是「普羅文學底實踐性底必然的要求」。他引用和闡明了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學必須為勞動群眾「所瞭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並提高他們」（注：這段話見列寧與蔡特金的談話（蔡特金：《回憶列寧》），此處引文據《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的譯文；林伯修的譯文，文字與些略有出入）的意見，認為其中包含了「普羅文學底大眾化問題底理論的根據」。

　　這是第一篇具體論述文藝大眾化的論文。同年年底，大眾化問題開始引起較多作家的注意，並於一九三〇年春「左聯」成立前後，展開第一次討論。《大眾文藝》上刊載了不少討論大眾化的文章和座談會記錄，《拓荒者》、《藝術》等刊物也發表了一些論文。當時，使革命作家感觸最深的是革命文學作品不為工農讀者所理解和喜愛，而含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藝卻在工農群眾中大量流行。討論的中心因而便集中在如何寫出「能使大眾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注：馮乃超：《大眾化的問題》，《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正如郭沫若所概括的，「大眾文藝的標語應該是無產文藝的通俗化」（注：《新興大眾文藝的認識》，《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

　　根據這一要求，在不妨礙革命文學所要表現的新內容的前提下，利用舊的、為大眾所熟悉的文藝形式的任務被提了出來（注：參見洪靈菲在文藝大眾化座談會上的發言（《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學運動的幾個重要問題》（《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雖然也有人對舊形式能否表現新內容感到懷疑（注：葉沉（沈西苓）：《戲劇運動的目前誤謬及今後的進路》，《沙侖》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與這同時，文學語言的改革，「把文改為話」，力求生動易懂的問題也引起了注意（注：參見沈端先在文藝大眾化座談會上的發言（《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和田漢在大眾文藝第二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大眾文藝》第2卷第4期）。）；通俗化被理解為是實現大眾化的關鍵。魯迅在《文藝的大眾化》一文中，指出「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鑒賞」，「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對於把藝術置於民眾之上的錯誤觀點作了有力的批駁。

　　魯迅認為「現今的急務」，是「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他又指出限於客觀條件，當時還只是「使大眾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要徹底實現大眾化，「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事實的發展，證明這是一個清醒而且深刻的認識。在討論過程中，「左聯」成立，決定設立文藝大從化研究會以負責這一工作。這次討論，正式提出革命文學大眾化的任務，引起比較普遍的注意，但許多問題還沒有接觸，許多問題還沒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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