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從《而乙集》到《花邊文學》(4)

從《而乙集》到《花邊文學》(4)

　　魯迅指出：事實不需要多少時候便可以見到分曉，希特勒的「事業」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將毫不留情地送給黃臉幹兒們「一個大調刺」。談笑于刀叢之中，以極高的輕蔑對待殘酷的壓迫，堅持真理，臨危不懼，這是體現在魯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雜感這一形式裡，往往又構成了作者稱之為「准風月談」的這類寓嚴肅于輕鬆的文章的特點。

　　收錄在《准風月談》裡的雜感，還有許多是對社會現象的批評和對文學活動的論述。這些文章同樣是表面上談論「風月」，骨子裡卻在鼓動「風雲」，所言者小，所見者大。在批評社會現象方面，魯迅鞭撻了「揩油」、幫閒、中頭彩、救月亮、說風涼話、「吃白相飯」等等小市民的墮落的惡習，批判精神現象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毒素，通過生活的細節揭示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們的思索，啟發人們對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論述文學活動方面，魯迅針砭了棒場、打諢、「捐班」詩人、「商定」文豪、寫闊人秘史、傳「登龍」妙術等等資產階級文人澆薄的行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販投機取巧的反動宣傳，反對文藝領域內顛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現象，為一切必要的駁難和抗爭辯護，保衛並且發展了文藝工作中戰鬥的傳統。

　　從這些雜感所反映的內容看來，實質上都是激烈的政治鬥爭的補充和延伸。出現在魯迅筆底的是一個充滿了混亂、黑暗、欺騙、掠奪的沒有前途的社會，這是國民黨長期統治的結果。對社會的徹底暴露正是為了動搖這個政權的基礎。魯迅的雜感是雄辯的，每一篇都具有強烈的論戰性，儘管不是對某個論敵而發，然而它向生活論戰，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論戰，表現了廣泛的思想鬥爭的特色。至於集內因《重三感舊》而引起的關於《莊子》與《文選》的爭論，其中心也是反對後退，不滿於「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包含著永遠前進和不斷革命的現實的意義。

　　輯入《花邊文學》裡的雜感，全部是在報刊上發表過的短評，是魯迅對於社會批評的進一步的開拓。這些雜感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除了婦女、兒童、迷信、自殺等問題外，對於服裝、廣告乃至幾個標點和一套符號，都有洞察入微的精闢的見解。魯迅善於從日常事物中發現內在的聯繫，通過辯證的論述揭示其深廣的意義，有時是正面的論列。例如《「京派」與「海派」》一文，根據「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實，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從經濟依存關係上說明「京」「海」兩派的本質，這就活活地畫出了知識份子毫無特操的面貌。

　　在《「……」「□□□□□」論補》裡，魯迅指出「□□」原來代表古書的闕文，後來又成為檢查刪節的符號，他說：「不過先前是只見于古人的著作裡的，無法可補，現在卻見於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補不能。」「無法可補」是學術上的損失，而「欲補不能」卻是政治上的迫害，這是古今兩種「□□」的不可混淆的區別。在《命運》裡，魯迅說明統治階級想以優生學濟「運命說」之窮，而結果還是枉然，他說：「歷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失去了客觀的根據，這就無法使窮人安于運命而不起來革命。

　　這些雜感都寫得深刻，透徹，事理分明，一針見血，道人之所未道。有時是側面的戟刺。例如本意在於反對復古運動的《正是時候》，同時也鞭撻了舊家子弟的心理，指出他們「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便會「立刻退縮」，回到「大宅子裡」，「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於翻骯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

　　從環境影響說明「舊家子弟」的性格，這就活活地畫出了沒落階級百無聊賴的心理。《洋服的沒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勢力糊塗懵懂的，魯迅又順便譏刺了統治集團慣于利用生理的特點以維繫野蠻的法制：「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蓋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舉例通俗而揭露充分。

　　《偶感》主要是抨擊投機分子騙人斂財的，魯迅也隨手譏刺了市民階層往往利用科學的發明以維繫落後的風氣：「馬將桌邊，電燈代替了蠟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線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引證普遍而撻伐沉重。這些雜感又都寫得貼切，潑剌，論證生動，鞭辟入裡，發人之所未發。為了更加徹底地打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花邊文學》裡還有不少篇什，描摹和解剖了一部分人精神的空虛和卑下，以揭示病態社會嚴重的症候。

　　魯迅譴責了趁隊起哄、人云亦云的現象：「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准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注：分別見《花邊文學》中《一思而行》、《〈如此廣州〉讀後感》、《朋友》諸篇）開始時毫無主見，到頭來又莫名其妙，作為奴隸生活的思想烙印，這是社會改革的精神阻力，魯迅常常用諷刺的烈火去燒毀它。又譬如生活裡有這樣一種人，受到對方威脅，壓力強大，心裡雖「不舒服」，卻又不敢「出死力來鬥爭」，魯迅譏諷地說：「他們會只化一個銅元買一條紅紙，寫上『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悄悄的貼起來，就如此的安身立命。」（注：分別見《花邊文學》中《一思而行》、《〈如此廣州〉讀後感》、《朋友》諸篇）

　　再譬如生活裡還有這樣一種人，明知擺在眼前的是一個騙局，已經掉入圈套，然而自己不揭發，又反對別人揭發，魯迅憤憤地說：「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於受欺，並且安於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因為這，……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注：分別見《花邊文學》中《一思而行》、《〈如此廣州〉讀後感》、《朋友》諸篇）從這些淋漓盡致的分析裡，可以看出魯迅對社會思想開掘的深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譴責，《花邊文學》是更加深化了的對於國民黨統治下許多腐朽現象的批判，它從精神狀態上展示了一個正在沉落的社會的面貌。

　　歷史蘊藏著豐富的教訓。由於愛憎的嚴明，分寸的適稱，魯迅的雜感不只是對舊事物的打擊，也包含著對新事物的促進。它簡直是一團火，有人會被灼傷，甚而至於燒死；但也有人從這裡感到溫暖，望見光明。一切「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不可能不同時又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注：《且介亭雜文末編·白莽作〈孩兒塔〉序》）。在魯迅的批判反面事物的雜感裡，人們仍然能夠從字裡行間捉摸到作者的理想：他的正面的要求，他所暗示的生活的趨向和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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