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

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1)

　　《且介亭雜文》共三集，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時出版。前兩集由魯迅親自編定，後一集裡部分稿件也經集中，其餘則由夫人許廣平代為輯成。這些雜感不僅技巧圓熟，論證豐富，而且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也大都經過融會貫通，遵循雜感的特點結合在具體的內容裡，符合於中國成語的所謂「深入化境」，在藝術上表現了突出的簡約嚴明而又深厚樸茂的風格。

　　《且介亭雜文》收錄寫於一九三四年的短評以外的雜感，形式既比《花邊文學》多樣，內容也不限於社會批評。當時溥儀已在關外稱「帝」，隨著天羽獨佔中國的聲明的發表，日本侵略者深入華北，佔領區不斷擴大，紅軍北上抗日，蔣介石對內躊躇滿志，對外進一步準備屈服，授意他的部屬寫了《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頭腦中滋長。

　　魯迅博采史實，旁敲側擊，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們進攻。為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宣傳的「王道」，魯迅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入侵者總是一面到處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們其實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來反抗的人稱為「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注：《且介亭雜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衣冠之族」裡有「伏匿」終身的人，也有「唱贊道引」的人，後者認為新的主子果然要實行「王道」子，於是乎明「儒術」，布「儒效」，自以為「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注：分別見《儒術》、《隔膜》兩篇）；他們相信「陛下」「愛民如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

　　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的呢？文字獄的大量材料證明，結果還是被「殺掉」（注：分別見《儒術》、《隔膜》兩篇）。在《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裡，魯迅進一步以抒情的筆調，生動的故實，描繪了被奴役的命運，揭開「韻事」裡面的慘痛，「豔傳」背後的恥辱，說明「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象活在人間。」

　　魯迅要求人們從歷史裡得出教訓，面對殘酷的現實，向國內外的壓迫者抗爭。在他看來，尋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戰鬥，中國人民本來就具有英勇不屈的傳統。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裡，魯迅指出我國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只有他們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文章唾棄了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一小撮追隨者，而把希望寄託于大多數中國人，寄託于這大多數中國人的代表。它又進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這個力量還是「被摧殘，被抹殺」，以至被逼轉入「地底下」，卻仍然在「前仆後繼的戰鬥」。

　　掌握複雜的階級關係是魯迅衡人論世的準則。但他並不生硬地搬引這個準則，只是在鋪陳事理的時候，略作提示，使讀者心領神會。在《說「面子」》裡，他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愛面子」，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車夫偷了一個錢袋，被人發現，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會用各種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這些人身上，「愛面子」其實已經和「不要臉」混了起來。在《運命》裡，又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信運命」，但負有「定人心」之責者的所謂運命也和一般人所謂運命不同：前者利用運命作為「滅亡之際」推諉責任的「不費心思的解釋」，歸一切於「命中註定」；後者雖然相信運命，而又確認這「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事情。

　　這類似的現象中區別不同的本質，這是魯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談的現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獨到的見地。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還對兒童教育、連環圖畫、利用舊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發表意見，對「第三種人」以及各種各樣文壇上的鬼魅繼續進行揭露和追擊。在迅速取得反應和立即掃蕩「有害的事物」這點上，充分地表現了雜感的確「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雜文·序言》）。一九三四年關於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在《且介亭雜文》裡佔有相當數量的篇幅。

　　在這些文章裡，魯迅既肯定了普及的東西可以提高，也強調了繼承的目的在於革新。當文藝大眾化轉入大眾語的討論時，他在《自由談》上連載了有名的《門外文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全面地論述了語言和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和專家們的主張不一樣，魯迅認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原因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這是一個獨創性的論斷，在學術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文章根據歷史的趨向指出文字應該為群眾所掌握，並接下去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的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婁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以群眾的創造解釋了藝術的現象，要求「覺悟的讀書人」回過頭來為群眾服務。文章對個人與群眾關係的正確闡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寫的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的雜感，是對文化現象和文學活動的比較集中的批評。從社會輿論到新聞報導，從書籍出版到鋼筆生產，從漫畫到木刻，從諷刺到傳奇，涉獵廣泛，持論精到。然而作為魯迅當時注意的中心，卻是對文藝領域內不良習氣和消極趨向的鬥爭。

　　針對周作人、林語堂、施蟄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們的活動，他寫了不少意義深長的雜感。《隱士》、《「尋開心」》嘲諷了謀隱鬧市和玩世不恭；《「招貼即扯」》、《逃名》揭發了曲解古人的貽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壇三戶》、《從幫忙到扯淡》進一步暴露了「文人無文」的事實，指出「京派」和「海派」已經合流，「破落戶」和「暴發戶」也互相交融，於是在「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之餘，忽而主張「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讀經救國」，有「幫閒之志」而無「幫閒之才」，其結果無非是「扯淡」而已。在七篇論「文人相輕」和八節《「題未定」草》裡，魯迅又從理論上對這些現象進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說，有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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