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文藝理論上的貢獻(5)

在文藝理論上的貢獻(5)

　　魯迅肯定批評家有責任對作品提出批評，而作家也有權利對他不同意的批評提出反批評。在《看書瑣記（三）》裡，他重複了一九二二年在《對於批評家的希望》裡說過的話，把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比作廚司和食客的關係，他說：「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帳。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

　　魯迅把自己的意見歸納為：「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這些都是文藝批評工作中具有原則意義的問題。魯迅又非常重視批評的傾向性，在有關的論述裡，他著重地指出過兩點，第一，批評負有教育人民和打擊敵人的任務，革命的批評家固然要「美惡一併指出」，但也要有分寸，別敵我，「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注：《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月的租界》）。第二，批評同時負有扶植新事物和消滅舊事物的責任，革命的批評家固然不應姑息錯誤，但也不能「惡意」地「在嫩苗的地上馳馬」（注：《墳·未有天才之前》），嘲笑新生者的幼稚：「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面」（注：《二心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要做到這些，批評家就需要瞭解革命的形勢，生活的實際；特別是評論革命的作品，「恐怕就非實際的革命者不可，至少，要懂些革命的意義，于社會有廣大的瞭解，更至少，則非研究唯物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不可」（注：《毀滅》第二部一至三章《譯後附記》）。因此他希望中國的批評界，能夠有「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注：《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

　　魯迅的文藝理論不僅是一個偉大作家全部文學活動和創作經驗的結晶，而且吸收了多方面的養料，在中國現代文學鬥爭和發展過程中經受了實踐的考驗。魯迅的文藝理論是戰鬥的而不是靜止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行動的嚮導，而不是抽象的「學院派」的空談。儘管魯迅主要是一個創作家，他的觀點在論述中還有個別不夠周密和不夠完善的地方，然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披荊斬棘，開山引路，他的文藝理論不僅是克敵制勝的依據，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學豐富的基礎上樹立起嶄新的標準。它所發揮的革新和創造的精神，比之于萊辛的對於德國文學，狄德羅的對於法國文學，有過之而無不及。

　　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8頁）。他的文藝理論是革命文藝理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成長時期具有翼蓋一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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