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林家鋪子》、《春蠶》等短篇小說

《林家鋪子》、《春蠶》等短篇小說(1)

　　同長篇小說《蝕》一樣，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薔薇》中的五篇小說（寫於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敗後一段時期內的消極低沉的情緒。這五篇小說都「穿了戀愛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戀愛行動中透露出「各人的階級的『意識形態』」，在「戀愛描寫的背後」顯示「一些重大的問題」（注：《寫在〈野薔薇〉的前面》，見《野薔薇》，上海大江書鋪1929年7月初版）。《創造》中的君實，按著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想把守舊的妻子「創造」成資產階級的女性，但妻子嫻嫻卻超過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

　　他的幾年來的努力完全白費，所得到的結果，正好是對於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詩與散文》中的青年丙厭棄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詩」似的表妹，但是「詩」和「散文」兩者都從他的手中失去了：結果還是「事與願違」。其它三篇（《自殺》、《一個女性》、《曇》）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劇的或閶澹的結局」。不過作者在《創造》和《詩與散文》中，對君實和青年丙這兩個人物採取了批評和揶揄的態度，對受新思潮衝擊「先走一步」的嫻嫻和敢於打破傳統思想束縛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傾向。在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題。但是《詩與散文》關於兩性關係的渲染過多，不免妨礙主題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類似的描寫，它們表現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義創作理論給他帶來的消極影響。

　　《宿莽》集（寫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中的《大澤鄉》取材於歷史事實，描寫秦代「閭左貧民」在遣戍漁陽的征途中，殺死富農軍官、高舉義旗的故事。小說刻劃了富農的代表人物——兩個軍官在戍卒起義前的恐懼、悲哀和掙扎，也描畫了那些開始依靠自己力量掙脫壓迫者的銷鏈的貧苦農民的復仇火焰，儘管這篇小說被茅盾自己認為是「脫離現實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後記》），它卻是作家開始不滿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調，一時又未能把捉住現實鬥爭的重大題材的情況下，轉而取材于具有積極意義的歷史故事之作。小說描寫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這樣的內容容易令人聯想到當時正在中國廣大農村中展開的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並且從中領悟其戰鬥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澤鄉》不僅是茅盾思想變化的一個標誌，其本身也是富有現實意義的。

　　茅盾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是《林家鋪子》和《春蠶》，它們都寫於他創作《子夜》的同一年。茅盾在《子夜》的《後記》中說：「我的原定計劃比現在寫成的還要大許多。例如農村的經濟情形，小市鎮居民的意識形態，……我本來都打算連銷到現在這本書的總結構這內；又如書中已經描寫到的幾個小結構，本也打算還要發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為今夏的酷熱損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馬馬虎虎割棄了，因而本書就成為現在的樣子——偏重於都市生活的描寫。」由此可以知道，以小市鎮和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林家鋪子》和《春蠶》，正是作家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原來計畫的一部分，同樣是黎明之前的舊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切寫照。

　　《林家鋪子》和《春蠶》描寫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前後的動亂生活。「一二八」後，茅盾曾經回到故鄉小住。在那裡，他親眼看到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魔爪，已經將農村經濟推入破產的境地，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潰。原先曾經是相當富庶的江南農村及小市鎮，呈現出一片蕭條的淒慘景象。這些都給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由此孕育了《林家鋪子》和《春蠶》等作品的藝術構思。《林家鋪子》中的林先生是一個小市鎮的商人，他兢兢業業地經營他的店鋪。然而農村破產和農民購買力的銳減，使得他一再減價的商品仍是銷路不佳；上海戰爭的影響又使得他在年關迫近時不惟金融上無處通融，而且債主登門坐索，窮於應付；更其嚴重的是，國民黨反動分子對他一再敲詐勒索，甚至強迫他的女兒為妾；此外，還有資本較他雄厚的同行們的排擠傾軋，落井下石。

　　林家鋪子終於在這些重重壓迫下倒閉了。林先生從他父親手裡承繼了這樣一個小店鋪，資本既不雄厚，政治上又無奧援，雖然也有一股商人唯利是圖的剝消思想，但處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政治的雙重壓力下，除了小心翼翼做些小生意以守成保身而外，沒有也難以有更多的奢望。他在洶湧而來的多種打擊前面，百般掙扎，力圖使自己的鋪子倖免於倒閉而不可得。唯其林先生是這樣安分己，林家鋪子的命運就更加典型地表現了當時正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整個工商業的共的前途。

　　小說還寫到了林家鋪子的倒閉給予象朱三阿太、張寡婦那樣將自己僅有的積蓄存在鋪子裡的貧民的致命打擊，說明這決不只是林先生個人的破產，他也並不是最不幸的受害者，此外還牽連到許多人的生活。因為林先生在鋪子倒閉以後，還可以一走了之，另作打算，而這一群人則是無路可走，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最後依靠。小說就在這些不幸者瘋狂的慘呼聲中結束。

　　這樣的處理，一方面是對於整個悲劇的製造者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控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舊社會「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殘酷真相和林先生性格中的兩重性。作品對於他是既有同情也有批判的。在一個短篇小說中，通過一家小店鋪的倒閉的故事，寫出了如此深廣的社會內容，充分表現了茅盾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的藝術手腕，也正構成了他的作品一個重要的特色。

　　《春蠶》的寫作時間略後於《林家鋪子》，它是以江南農村為背景的。它通過農民老通寶一家人蠶花豐收，而生活卻更困苦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舊中國農民須在年成豐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採用虛寫的手法把人物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戰爭剛剛過去，由於外貨傾銷，民族絲織工業陷於破產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帶農民的主要副產品——蠶絲也就沒有了銷路；封建地主階級的高利貸剝削更加殘酷；資本家也乘機壓低蠶絲的收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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