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林家鋪子》、《春蠶》等短篇小說(2)

《林家鋪子》、《春蠶》等短篇小說(2)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面，老通寶一村人經過一個月的辛勤緊張的養蠶勞動，雖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蠶繭豐收，但是豐收給他們帶來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貧困和災難：「因為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餓熬夜還都不算！」老通寶是一個勤勞忠厚而又保守落後的老一代農民。他憑著「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的經驗來分析和對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約地覺察到，世界之所以「越變越壞」，都只因為有了「洋鬼子」的緣故，因此他不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視一切帶有「洋」字的東西。他熱愛勞動，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蠶花豐收，才可能使他們的日子變好。

　　他也相信命運和鬼神，虔誠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兒子阿多也遵守養蠶時的一切禁忌。時代變了，周圍環境變了，而他的思想卻一直未變，這是他成為悲劇性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兒子阿多，性格與他不同：他不相信田地熟或者蠶花豐收，就可以改變他們窮苦的命運；他沒有老通寶的那種憂愁，對世事永遠樂觀；他開始對社會現象作更深一些的思索，「他覺得人和人中間有什麼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雖然他還「不能明白想出來是什麼地方或是為什麼」。

　　這樣，小說就在如何擺脫自己貧困處境的課題上描寫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舊中國農村中兩代人的衝突。而阿多一代農民的逐漸成長和老通寶一代農民的逐漸覺醒，也就成為舊中國農村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繼《春蠶》之後的《秋收》和《殘冬》，所揭示的就正是這種趨勢。在《秋收》裡，當老通寶的「大熟年」的「肥皂泡整個兒爆破」，因而送掉他一條老命的時候，最初的覺醒意識，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裡透露出來了。《殘冬》更進一步地描寫了農村災難的加深和農民反抗鬥爭的崛起。

　　這三個連續的短篇，當時被稱為「農村三部曲」；它們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深重苦難和他們從守舊、迷惘中覺醒，終於起來抗爭的歷史動向。特別是其中的《春蠶》，整個作品就像是一支交織著農民的希望、憂慮、歡樂和失望的樂章，使讀者的心情緊緊地跟隨人物命運的發展而起伏變化。後面兩篇情節發展得過於急促，人物性格的發展脈絡勾勒得不夠清晰，因而人物形象不及《春蠶》中那樣豐滿鮮明。

　　《林家鋪子》和《春蠶》等作品，都抓住了當時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在藝術上作了出色的表現。當城市、鄉鎮許多大小企業紛紛停業倒閉，「谷賤傷農、豐收成災」這種畸形的卻又是普遍發生的事實使農民在難得的歡樂中一下子墮入絕望的境地，——就在這樣一個經濟崩潰席捲整個中國、人心惶恐不安的嚴重時刻，這些作品及時地將人們關心的生活現象和其中的矛盾鬥爭加以藝術的概括，揭露產生這一切的社會要源，確實起到了使人們驚醒、感奮的戰鬥作用，在文藝界和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

　　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由於茅盾比較熟悉故鄉江南一帶農村和小市鎮的生活，「一二八」後的回鄉之行又提供了若干新的創作素材。另一方面也是和他具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科學的理論修養分不開的。這幫助他敏銳地發現和分析重大社會現象，掌握事物的本質，領會其中的意義，清楚事態發展的來龍和去脈。這也正是茅盾的作品常常能夠深廣地反映社會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野薔薇》中《創造》等小說到《林家鋪子》、《春蠶》，可以看出茅盾短篇創作的顯著進展：

　　第一，是作家政治視野和作品題材範圍的不斷擴大。《創造》等作品，大多描寫知識份子的戀愛糾葛，題材比較狹窄；稍後《宿莽》集中的《大澤鄉》等篇則是通過歷史人物的再創造來曲折地服務于現實鬥爭；到了《林家鋪子》和《春蠶》，作者就著重于現實生活的描寫，而且把筆端伸展到舊中國破產的農村和小市鎮了。題材範圍的不斷擴大，正是作家的思想水準不斷提高和政治視野不斷擴大的結果。

　　第二，《創造》等篇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個人狹小的天地裡，時代面貌展示得不寬廣，不清晰；而《林家鋪子》和《春蠶》則是把人物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和複雜的社會鬥爭里加以刻劃。

　　第三，《創造》等小說主要是通過對人物心理的靜態描寫來顯示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人物性格；而《林家鋪子》和《春蠶》，則是通過人物自身在生活激流裡的掙扎和行動來突出他們的性格、心理，並表現作品的主題思想。茅盾曾經說過：「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繼續地探求著更合於時代節奏的新的表現方法。」（注：《宿莽·弁言》）長篇從《蝕》到《子夜》、短篇從《野薔薇》集到《林家鋪子》和《春蠶》的發展，充分說明了茅盾努力不斷提高作品思想性的同時，在不斷探求新的表現方法方面也付出了辛勤勞動並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這個時期裡，茅盾還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取材多樣，題旨積極，從不同的方面反映社會現實和日趨尖銳的階級鬥爭。《小巫》刻劃地主和反動軍警私相勾結販賣鴉片，地主「老爺」和「姑爺」為了爭奪「團董」的位子互相火拼，而當地人民則在這個時候舉起武器暴動了。《第一個半天的工作》描寫女職員為了保住職位，被迫賣俏調情以逢迎上司的強作笑顏的辛酸生涯。

　　不少作品著重描繪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城鄉勞動者的困苦。《當鋪前》通過王阿大一家人的悲慘生活和他在當鋪前的一幕，展示了一般勞動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重壓迫下慘絕人寰的遭遇。《水藻行》以兩個不同性格的農民財喜和秀生的家庭生活和困難處境為中心，表現了農村中的驚人苦難和反抗鬥爭的萌芽。《大鼻子的故事》寫的是上海小癟三的生活，他們年幼無知，卻已沾染上不少惡習；但作品不僅寫出這些並非他們的過錯，還在結尾時讓主人公參加學生的遊行隊伍，一起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這樣的處理，表現出他們正直可愛的一面。《兒子開會去了》（注：載《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號，1936年6月10日。原題《兒子去開會去了》，解放後收入《茅盾文集》經8卷，改為今名）寫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也參加示威遊行，反映了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要求。這些作品或長或短，但都含意深長，從社會生活的一個角落來顯示時代風貌的主要方面。在茅盾的短篇創作中，這樣的作品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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