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2)

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2)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創作，較「五四」時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二十年代步入文壇的老作家繼續撰寫，本時期湧現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創作小說、詩歌、戲劇的同時，寫了大量抒情散文，並且還出現了以創作抒情散文為主的作家。他們或則揭露醜惡的黑暗現實，或則讚頌人民的反抗鬥爭，或則描繪祖國或世界的壯麗山河，或則抒寫個人的胸臆，使這類散文作品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繁榮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廣田（1906—1968），是這類散文的代表作家。他們與卞之琳合出過詩集《漢園集》，因而有「漢園三詩人」之稱。那些詩作，從個人憂悒情懷的歌唱裡顯示對現實的不滿，並注意詩的意境的優美與完整。何其芳的詩以清新柔婉見長；李廣田的詩比較樸質渾厚；卞之琳則注重想像的微妙和表現的經濟，有些詩比較晦澀難懂。何其芳和李廣田後來都以更多的精力從事散文的寫作。

　　《畫夢錄》是何其芳苦心經營之作，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一九三七年，該書與曹禺的《日出》、蘆焚的《穀》一起，獲得《大公報》的文藝獎金。獎金評選委員會認為：「在過去，混雜于幽默小品中間，散文一向給我們的印象多是順手拈來的即景文章而已。……《畫夢錄》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製作，有它超達深淵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散文寫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作者「喜歡想像著一些遼遠的東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

　　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注：《畫夢錄》代序：《扇上的煙雲》）《畫夢錄》和隨後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滿醜惡現實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與探索的感情，帶有夢幻與憧憬的色彩。何其芳善於使用濃麗精緻的語言，優美新奇的比喻，寫出具有詩意的散文。作者說：「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裡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注：《刻意集·夢中的道路》）而那些「顏色」和「圖案」，也確實成為他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們注意力的部分。他當時的藝術方法帶有曾經流行於西歐的印象主義的明顯影響。寫作較遲的《還鄉雜記》，說明作者經過生活鞭子的打擊，開始從幻想轉向了現實世界。

　　他通過自己的見聞和回憶，描寫家鄉四川一角的悲慘景角。「這在地理上被稱為肥沃的山之國，很久很久以來便已為饑餓、貧窮、暴力和死亡所統治了。無聲的統治，無聲的傾向滅亡。」（《樹陰下的默想》）《還鄉雜記》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創作一個新的起點，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那些雕飾幻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注：《還鄉雜記》代序：《我和散文》）這時，代替了原先好種「顏色」和「圖案」，打動讀者的已經是作家對於黑暗現實的譴責和鞭撻了。

　　李廣田著有《畫廊集》、《銀狐集》，他大多「寫了一些在舊社會受折磨和沒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們從中看到處處受人欺侮和捉弄的問渠君，因曾談起過「關於革命的意見」，而終於「送掉了性命」（《記問渠君》）；滿身馱負重載的老渡船，在各種屈辱中渡過自己的人生歷程（《老渡船》）；在山澗採花出賣的啞巴，為了生活，並不因為父兄都死亡山澗而不斷承父兄的事業，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掛在萬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說：「我是一個鄉下人，我愛鄉間，並愛住在鄉間的人們。」（注：《〈畫廊集〉題記》）這使他以很多筆墨描寫故鄉山東的風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並在字裡行間蘊藏著真摯的愛憎。

　　作者長於刻劃人物，筆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個性的特徵。文風自然渾厚，於親切中略帶憂鬱。和何其芳一樣，他的創作趨勢，「漸漸地由主觀抒寫變向客觀的描寫一方面」（注：《〈銀狐集〉題記》）。動盪不安的社會現實，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們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捲進了鬥爭的漩渦。而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又為他們創作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當時以寫作抒情散文著稱的，還有陸蠡（？—1942）和麗尼等人。陸蠡在抗戰前寫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對不合理的舊世界時時提出直接的控訴。《水碓》（《海星》）一文描敘被水碓搗成肉醬的童養媳的悲慘故事；《啞子》（《海星》）勾畫了一個「天生的不具者」，一個受人剝削、踐踏而訴告無門的勞動者的遭際；在憤激的語調裡，表達了作者熱愛勞動人民的正直心靈。

　　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囚綠記》，寫在「異族的侵淩，祖國蒙極大的恥辱」（《池影》）的時候，而作者那時又留居在已成「孤島」的上海，字裡行間更是洋溢著「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筆樸素，而清婉動人。陸蠡於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強盜殺害。麗尼的散文集《黃昏之獻》、《鷹之歌》、《白夜》，抒發了陰暗的時代給作者帶來的苦悶，其中充滿了「個人的眼淚，與向著虛空的憤恨」（注：《〈黃昏之獻〉後記》），於低徊憂悒的筆調中回蕩著對現實的不滿和對光明未來的憧憬（如《鷹之歌》等篇），文字清麗，但缺乏具體描繪，有時不免給人以空泛與雕砌之感。

　　這一時期發表散文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豐子愷（1898—1875）。如果說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較明顯的外來影響，豐子愷的散文則更多的繼承了我國傳統散文的一些長處。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緣緣堂隨筆》，以後又有《緣緣堂再筆》和《車廂社會》等問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則讚美兒童的天真和歌頌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緣緣堂隨筆·從孩子得到的啟示》）；或則悵歎宇宙的無窮和時光的流逝，將「宇宙間人的生滅」比作「猶如大海中的波濤的起伏」（《緣緣堂隨筆·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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