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

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1)

　　各種類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發展，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急遽變化的社會生活和尖銳複雜的社會鬥爭，給作家的刺激和感觸特別頻繁和直接，「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裡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裡；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注：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由於雜文適合於短兵相接的戰鬥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便於「對有害的事物，立即給以反響或抗爭」（注：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這種文學形式在「左聯」的提倡和魯迅的鼓勵支持下，衝破了反動政權的迫害與幫閒文人的「圍剿」，迅速地發展壯大起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較強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報》也實行改革，開始接受進步作家的稿子。

　　以魯迅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為它的副刊《自由談》寫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報紙繼起仿效。《太白》、《新語林》、《芒種》、《雜文》（後改名《質文》）等期刊接著出版，都以登載這樣的短文為主。它們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稱為雜感，題材廣泛開闊，形式多樣靈活，春蘭秋菊，各極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種蓬蓬勃勃的局面。由於雜文在文壇上風行，登載雜文的刊物眾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別稱為「小品文年」和「雜誌年（指專登小品雜感的小刊物）。

　　本時期的雜文作者，除魯迅外，應當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雜文為武器對舊社會進行鬥爭。無論社會批評或文藝雜感，都反映出他作為政治活動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財神的神通》等文對新軍閥統治進行了有力的撻伐。他聯繫世界資本主義的必然走向死亡，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什麼「真本事」，他們只能靠「特殊本事」——賭、打、騙、嚇、抵賴、罰咒等「流氓手段」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揭露了中國的「財神」們（地主、資本家）在其主子——外國「大財神」的指使下進行內戰、屠殺人民的罪行。

　　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民族危機日深的時候，瞿秋白的《拉塊司令》、《苦悶的答覆》、《曲的解放》、《迎頭經》等文，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戳穿了他們的無恥欺騙伎倆。他抓住敵人言行之間的矛盾，把他們不能見人的「後臺戲搬到前臺來演」，使他們對外屈膝求降、對內殘酷鎮壓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瞿秋白也把他的筆鋒指向那些參加反革命文化「圍剿」以配合反革命軍事「圍剿」的各種反動文藝流派，揭穿了他們的醜惡嘴臉：《王道詩話》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權」其實是在粉飾反動政府的統治權；《出賣靈魂的秘訣》指出胡適向日本帝國主義者「上條陳」，主張「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正是他「出賣靈魂的唯一秘決」；他畫出了「新月派」詩人的貓樣的嘴臉（《貓樣的詩人》）和「民族主義文學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樣的英雄》）；他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掩蓋其反動本質的「自由人」不過是一種「皮紅」而「肉白」的「紅蘿蔔」，提醒人們多加警惕（《紅蘿蔔》）。瞿秋白的這些文章，有時帶有某種「左」的情緒，但它們大多剝露了敵人的反動本質，傾注了憤怒和憎惡的感情，犀利潑剌，是投向敵人心臟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掃射舊的世界之外，瞿秋白還以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歌頌「中國真正群眾的徹底的新英雄」，呼喚著新世界的誕生。《一種雲》、《暴風雨之前》、《〈鐵流〉在巴黎》等，就是這一類的文章。在烏雲密佈的中國，他號召群眾「自己去做雷公公電閃娘娘」，用「驚天動地的霹靂」打開層層的「烏雲」，創造「光華燦爛的宇宙」。

　　這類文章為數不多，卻是當時一般雜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題。瞿秋白善於抓住事物的特徵，通過對一些上層人物言行的白描，運用恰當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創造出某種社會典型。他有時也用象徵的手法來把他所要說明的問題形象化（例如《一種雲》），有時又通過對社會習俗的描繪來引起人們的聯想（例如《民族的靈魂》）。他適應文章內容的特點和戰鬥的需要，採用政論、短評、隨感錄、書評、抒情散文、雜劇、短曲、寓言等多種形式來進行戰鬥，都能寫得深入淺，明白曉暢。瞿秋白的雜文在思想和藝術的統一方面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左聯」時期，茅盾、郁達夫、陳望著、阿英（錢杏村）等作家，也都在從事小說創作或文藝批評的同時，運用雜文的形式進行了戰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魯迅的影響下，青年作者大量湧現，各各以雜文為武器，或則抨擊政治的黑暗，或則揭露社會的矛盾，或則針砭時事，或則漫談文藝，內容廣泛，風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鋒利有力，表現了虎虎的生氣。徐懋庸（1910—1977）寫了《不驚人集》、《打雜集》等，批評時事，潑剌有力，寫來從容自如，不事雕砌，魯迅為他的《打雜集》撰寫序文，在文壇有較大影響。唐濤的《推背集》、《海天集》等雜文，揭發時弊、抗爭現實，時複帶著散文筆調，含有抒情氣氛，在藝術風格上受有魯迅的影響。

　　徐詩荃得到魯迅的幫助，變換多種筆名，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不少反抗束縛、批評時政的短評，題材廣泛，筆致嫺熟。此外如聶紺弩的酣暢淋漓，周林齋的嚴謹縝密，柯靈的瀟灑清麗，各具特點，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識以下》，夏征農著有《野火集》，都是於小說、評論之餘兼寫雜文的作家。還有陳子展的考證，孔另境的隨筆，也為讀者所歡迎。這些文章的出現，正如魯迅所說：「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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