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腐蝕》及其他作品

《腐蝕》及其他作品(1)

　　最早揭露國統區抗日運動陰暗面的，是張天翼的著名小說《華威先生》。這個短篇一九三八年四月發表於《文藝陣地》創刊號上，後來收入作者抗戰時期小說集《速寫三篇》中。當時，國民黨已開始對抗日人民加強控制和防範，就在小說發表的這個月，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無理解散了「青救」、「民先」、「蟻社」等進步抗日團體，《新華日報》曾為此發表社論，以示抗議。這篇小說由於比較尖銳地剔發和抨擊了隱伏在抗日陣營內部，對救亡工作「包而不辦」的國民黨當權勢力，因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並引起了文藝界的重視和討論。

　　小說作者以他擅長的誇張諷刺手法，突出刻劃了華威先生——一個混在抗日文化陣營中的國民黨官僚、党棍的形象。作為「抗日工作者的上層分子」，華威先生不得不在人民群眾抗日活動蓬勃開展的環境中忙碌地活動著。他包攬一切，「一天要開幾十個有關抗戰的會」，甚至於叫喊著要「取消晚上的睡覺制度」，其目的是要把各種抗日活動控制在自己手裡。

　　作品選取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特徵的幾個生活片斷，通過生動的細節和個性化的語言，反復地、富於變化的揭示了華威先生自命不凡、剛愎貪婪而又貧乏空虛的內心世界。華威先生適應不同性質的會議和個別談話的不同物件，變換著嘴臉，露出種種醜態。他極力鼓吹「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為了維護這個「領導中心」，他處處壓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妄圖壟斷、操縱一切群眾性的組織和活動，就連「戰時保嬰會」這樣絕無「危險性」的團體，也不放鬆「領導」；最為名正言順的「日本問題座談會」，也要被他追問「到底是什麼背景」。

　　小說正是從人物色厲內荏的性格特點中透視環境，對時代的本質方面進行了開掘。華威先生到處防範人民的抗日活動，然而人民群眾是禁錮不住的。人們鄙視華威先生，不聽他演講。他「派人拖幾個人去聽」，但連去「拖人」的人也不到場。這一切都使他害怕，「嘴唇在顫抖」、「打著寒噤」。作品在運用諷刺手法刻劃華威先生的性格時，誇張而不失真實，幽默而不失嚴肅。辛辣的筆觸揭露了華威先生一類人物冠冕堂皇的外表與卑劣虛弱的內心的矛盾，猛烈的諷刺火焰燒毀掉他們身上的抗日的畫皮，燭照出這夥鬼蜮的嘴臉，喚起人們的警惕，有力地抨擊了他們所奉行的國民黨當權派在抗日中竭力防範人民、限制人民、敵視人民的路線。

　　在《速寫三篇》中，比《華威先生》早寫幾個月的還有一個短篇《譚九先生的工作》。這篇作品的主要人物譚九先生是一個混得了大學畢業文憑的地主分子。他借抗戰機會進行牟利爭權活動，如囤積居奇，擴大權勢，打擊抗日積極分子，插手抗日活動，追問抗日活動「由哪個來領銜」等。作品真實揭露了地方封建勢力對抗戰的危害，但藝術上稍嫌拖遝，人物性格也欠鮮明。與上述兩個短篇揭露抗日陣營中隱伏著的敵對分子不同，收在《速寫三篇》中的另一篇《新生》，則轉為表現抗日陣營中人民生活中內在的問題。

　　作品在讚揚那些為抗日孜孜不倦工作的中學教師的同時，著重揭示了一個生活富裕、脫離政治的藝術家由追求新生到逐漸沉淪的歷程，嚴肅地提出了剝削階級知識份子在抗戰烽火中思想改造的課題。張天翼是抗戰時期暴露國統區黑暗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後來終因貧病交迫，除長篇童話《金鴨帝國》外，未能創作更多的作品。

　　繼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之後，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黃藥眠的《陳國瑞先生的一群》，黑丁的《臃》等短篇，儘管藝術成就不一，卻都通過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實刻劃，揭發了抗戰痼疾，盡了諷刺暴露的戰鬥作用。

　　如果說，張天翼等人的作品，由於抗戰初期的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還只能寫出國民黨頑固派既要抓住抗戰旗號、表現出抗日的積極性，又害怕人民、防範人民的矛盾惶遽狀態；那麼，到了抗戰進入相持階級以後，隨著國民黨分裂、倒退、投降陰謀的日益暴露和法西斯統治的日益強化，直接揭露國民黨反共反人民、賣國投敵的罪行就成為抗戰文藝十分迫切的戰鬥任務了。

　　茅盾於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長篇小說《腐蝕》（最初在香港《大眾生活》上連載）就是適應這種戰鬥要求而產生的。這部日記體的長篇小說以「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政府「陪都」重慶為背景，鬥爭鋒芒直指國民黨法西斯特務統治和他們反共反人民、賣國投敵的政治路線。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務趙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參加過學生運動和救亡工作。但由於階級出身和社會生活帶來的性格：嚴重的利己主義、愛好虛榮和不明大義，使她無法抵制特務頭子的威逼利誘，墮入了特務組織的羅網，成為替反動統治賣命效勞的走卒。

　　由於她在特務系統中不是嫡系，受到排擠，還遭到高級特務的侮辱和玩弄，她的尚未完全腐蝕的靈魂中，多少保留著一點「人之所以為人」的東西，因此她感到矛盾痛苦而又無處可以申訴。這部作品是趙惠明的一束日記，作者採取了最能揭示人物內心隱秘的日記體裁。充分發揮了善於深刻細膩地刻劃人物心理活動的特長。

　　作品在特定的處境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趙惠明的複雜的內心世界，越惠明受騙、犯罪而又不甘於墮落所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訟、自嘲、自辯護」，以及在覺醒自新過程中所經歷的決裂、鬥爭，寫得細膩真切，深深地感染打動著讀者，激發著人們對於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戕害、摧殘青年的國民黨法西斯特務統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務統治陰森恐怖的內幕。

　　作品寫趙惠明的內心活動，不是孤立的和靜止的，而是盡可能將現實中的重大事件和圍繞這些事件而展開的各種社會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動中。這部作品雖然因為日記體的限制，不可能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展開錯綜複雜的關係，但仍然保留著茅盾小說中與現實鬥爭密切相關，選材富於時代性和社會性的特色。作品中汪蔣合流反共賣國和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兩個重大事件，就如投石入水，激化了眾多的矛盾，它們通過趙惠明的觀感生動地展現出來，又有力地推動了趙惠明內心矛盾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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