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腐蝕》及其他作品(2)

《腐蝕》及其他作品(2)

　　與人物性格的刻劃膠結在一起，作品對典型環境進行了深入的描繪，例如「以皖南事變」為中心，揭示了國民黨勾結汪偽、賣國投敵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正象趙惠明所說，「在這個地方，人人笑裡藏刀，攛人上樓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誘你自己往裡鑽——全套法門，還不是當作功課來討論。」這裡，有對付共產黨和進步青年的種種卑劣手段，也有特務內部五花八門的勾心鬥角的會倆。「皖南事變」前夕，國民黨特務象糞坑裡的「金頭蒼蠅，終天嗡嗡的，沒頭沒腦亂撞」，各處都在大規模「檢舉」，被「檢舉」的人，「光是一個市，一下就是兩百多」。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就是要把這作為與汪偽勾結、投入日本帝國主義懷抱的進見禮。作品中寫汪偽特務在蔣管區自由出入，「工作順利」，陳胖、周經理等國民黨政客在「義憤填胸的高唱愛國」的背後，與松生、舜英等汪偽特務密謀實現「分久必合」的賣國陰謀。書中許多描寫正是這一賣國陰謀的形象的再現。

　　《腐蝕》的現實主義成就，不僅表現在作品通過趙惠明典型形象的刻劃，尖銳地抨擊了國民黨特條統治的政治黑暗，而且還按照現實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特點，真實地揭示了趙惠明逐步覺醒、走向自新之路的過程。按照這部作品原來的「結構計畫」，只準備寫到小昭被害就結束的。但當作品邊寫邊發表時，許多讀者卻給《大眾生活》編輯部寫信要求給趙惠明一條自新之路。讀者的這種要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趙惠明這一藝術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生動力量：當趙惠明的性格在作者筆下逐漸鮮明，和它周圍的生活環境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且在形象和形象之間逐漸有了基本真實的關係的時候，她的性格便產生出一種活躍的力量，要求作者按照她的性格發展的生動邏輯寫了去。

　　越惠明在奉命對她過去的愛人小昭進行勸降時，本來已經對「狐鬼滿路」的特務統治產生了不滿和憎恨，她正為擺脫這種生活而苦苦掙扎著。在這個時候，小昭對她的愛、信任和規勸，革命者K和萍對小昭的營救活動和對她的幫助，使她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於絕望中產生了希望，而小照的死更促使她對那毀滅一切美好事物的環境由憎惡而至於決裂。

　　這樣，便有了趙惠明在小昭被害後終於決心充暗投明，救出了即將陷入魔掌的女學生N的情節。人物結局的這種處理，不是硬插上去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形象本身的生動性和豐富性所必然導致的結果。趙惠明的覺醒和自新反映了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反動腐朽，這樣寫有利於特務組織的分化和瓦解，因而進一步增強了作品的現實戰鬥的意義。

　　《腐蝕》通過特定環境中趙惠明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長期以來特別是抗戰以後作者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深刻觀察和認識。這部小說是抗戰時期文學中以現實題材揭露國統區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的獨特成就，使它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也占著僅次於《子夜》的顯著地位。

　　茅盾本時期在寫作《腐蝕》的前後，還創作了《第一階段的故事》和《霜葉紅似二月花》兩部長篇。前者寫於一九三八年，小說以上海「八·一三」抗戰為題材，從各個角度描寫了抗戰爆發到上海陷落這四個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劇烈、複雜的變化，表現了各階層人民對這場戰事的不同態度；同時也揭露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朽以及由此而來的抗戰中的種種黑暗現象，正確地揭示了上海失陷的原因。

　　但作品未能對生活作深入的發掘，結構散漫，人物形象也不夠鮮明突出。後者是以「五四」前夕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多卷集長篇的第一部。小說的中心情節是，在江南河水猛漲的雨季，惠利輪船公司的輪船在航行中使河水溢出兩岸，嚴重地損害了農田，遭到兩岸地主和農民群眾的反對。圍繞這個事件，作品在真實描繪「五四」前夕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的生活風習、世態人情的背景上，展開了輪船公司經理王伯申、地主階級頑固派趙守義和具有改良主義色彩的青年地主錢良材等三種勢力之間的複雜的糾葛。

　　矛盾的解決是以惡勢力的相互妥協，改良主張的碰壁和農民的無辜受害為結局的。作品善於用細膩多彩的筆墨來渲染氣氛，刻劃人物心理，且多用人物性格和生活場景的對比來突現人物，展開藝術畫幅。眾多的人物中，婉姑與錢良材兩個人物寫得最為鮮明生動。可惜作品在完成第一部以後，沒有繼續寫下去。

　　上面敘及的茅盾、張天翼等作家，在國民黨頑固派對日妥協投降、對內加緊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高壓下，發揚了「五四」「左聯」以來文學的戰鬥傳統，堅持暴露國統區的政治黑暗，寫出了一些藝術性強又緊密為現實鬥爭服務的作品；而另外一些作家則在憎惡、不滿現實黑暗的同時，由於生活範圍和政治視野的限制，題材的選擇、處理和藝術個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創作面貌。

　　有的從現實中選材、立意，對戰時種種醜惡現象進行了剖析、鞭撻，但尚未能從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推行的方針政策的反動實質上對現實黑暗進行揭露；有的則選取自己熟悉的題材，寫了一些過去的經歷回憶或平凡的生活瑣事，但也再現了某種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生活，並寄寓著作者對現實的苦悶、不滿和呻吟，從中透露出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

　　在三十年代曾經積極從事文學雜誌編輯工作並寫過大量短篇小說的作家靳以（1909—1959），這個時期及以後一段時間寫的短篇大多收在《洪流》、《遙遠的城》、《眾神》、《生存》等集子中。他的短篇小說與上一時期大多寫男女生活和愛情題材不同，這時期著重在揭露現實的黑暗，並且在藝術上注意探索多種表現手法。《亂離》一篇于樸素、細膩的描繪中流露出作者的激情，通過一對積極從事抗戰工作，卻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的青年男女的遭遇，對不民主的政治環境進地了控訴。

　　《眾神》以浪漫主義手法，借一個百萬富翁死後靈魂在天堂與眾神會晤的場面，揭露了抗戰中官僚資本家囤積居奇、武裝走私、荒淫無恥等罪惡行徑。《晚宴》借一個喝醉了酒的人在筵席上的話，對抗戰中形形色色的「蛀蟲」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指斥。但這一類作品的揭露較為淺露，運用誇張的手法有時也使人感到不夠真實。靳以的另一篇小說《生存》卻是藝術感染力較強的短篇。這篇作品充滿著作者對現實憎惡的感情，又有著豐富的生活實感。它寫一個從事美術工作的教授，在極端清寒困苦的境遇中不願同流合污、始終忠於藝術的正直品格。這位教授不願為了解除生活困境而出賣自己的名畫《母親的肖像》，他為自己的兒子畫像時「用盡殘餘的生命力畫孩子的饑餓」，畫孩子瞪著桌上麵包的眼光——那「饑餓的光，饑餓的火……」，他要給畫中的孩子以「生命」，「要他在全人類面前控訴」：這些典型情節的提煉具有鮮明的藝術表現力，加以抒情議論的筆調運用得適當，因而頗能動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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