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34)_徐則臣

三四

　　打車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兩人在北京，吃過飯就往機器前一坐，雷打不動聽周信芳。周先生中氣十足略帶沙啞的嗓音，聽得老兩口搖頭晃腦、摩拳擦掌。開始是唱片機，後來是轉磁帶的錄音機，然後是影碟機，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單曲循環。《徐策跑城》《蕭何月下追韓信》《鴻門宴》，聽多了我都會唱了。小學五年級，跟同學打賭，夏天晚上鑽進北大，從未名湖博雅塔那頭往翻尾魚石處遊。看誰先抓到魚尾，輸了在聯歡會上表演節目。我輸了，就唱了《追韓信》經典的那段，從「我主爺起義在芒碭」到「撩袍端帶我把金殿上」。唱的時候心裡還打鼓，擔心順不下來，過去只是聽，從沒試過。竟然沒怎麼走板就唱下來了。為達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著嗓子吼，唱完了再說話，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邊上。轉過一座小橋，一個古樸典雅的小院，院門上方的匾額上題寫著「周信芳故居陳列館」。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於此。六歲離開這裡，隨唱青衣的父親周慰堂去杭州，師從陳長興練功學戲。故居裡藏品不多，以圖片資料為主，陳設也簡單；院子前後植了豐肥的芭蕉和藤蘿，顯得蓬勃興旺。現在主要是京劇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聞得到街巷裡晚飯的香味，小院裡還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響。有唱《貴妃醉酒》的，有唱《借東風》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聽的，時不時一團叫好。

　　我問了一個看熱鬧的大爺，說謝仰止剛走，晚飯後還會再來。他們像上班一樣每天來，只是上班時間各有講究。大爺說，我堂伯每天半下午來，聽一陣唱一陣，回家吃晚飯，飯後遛一圈，拐個彎又來了，一直到故居小院關

　　門。我堂伯是個人才，唱了一輩子淮海戲，退了休改唱京劇了，還專攻麒派。要不說那劇團領導提起他，五味雜陳地「老謝」呢。在淮海劇團裡潛伏了幾十年。我找了個馬紮坐下，等。

　　一等不來，二等還不來。我又問那大爺，大爺說，這就該來了。再問；應該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腳走，我堂伯後腳來了。實在餓得心抖肝顫，那會兒天黑過好幾個鐘頭了，我打算第四次問那大爺，大爺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個：一個唱的，一個拉二胡的，外加倆看客。我連看客都算不上，就是個找人的。謝仰止這會兒沒准已經睡著了。我出了小院，哪裡燈光亮堂就往哪裡走，見到頭一家小飯館就進去：一碗長魚面，兩瓶啤酒，半斤豬頭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戲聽舒坦了，是同樣的舒坦。我抱著肚子出了小飯館的門，找塊石頭坐在路邊，抽了兩根煙。

　　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親說，落戶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謝平遙，在漕運總督府衙門裡當翻譯，相當於現在的公務員。後來這位平遙公去了清江造船廠，這地方現在連遺址都找不到了。平遙公在造船廠也沒待幾年，辭去公職，沿運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沒待多久，開始跟一群士人舉子追隨康梁改良的餘緒，其後擁護革命黨，接下來反對袁世凱。在北京待了十幾年，袁世凱稱帝前，點名要滅掉他。平遙公地位名望應該很一般，反正我在相關的史料中沒見過「謝平遙」這個名字。但謝平遙英語好，據說後來自學了意大利語，法語、德語也通一點，起碼吃喝拉撒日常交流應付得過去，這在一百年前絕對是難得的人才。那時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凱不怕中國人，怵的是外國人，就怕洋人說三道四。我先祖平遙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說三道四翻譯成漢語給中國人聽，所以他們很討厭他，覺得他也挺重要，懸了賞金要他的人頭。這都是我祖父說的。說起自己祖父的腦袋很值錢，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遙公最終還是回了清江浦，至於原因，我祖父語焉不詳。有時候說為了逃命，人家懸賞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時候又說受了刺激，心灰意懶，回老婆孩子身邊養老了。究竟什麼刺激他又說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鑿鑿，那就是平遙公寫過不少關於運河的文章，用宣紙和毛筆，豎著從右往左寫，他小時候親眼見過。我認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擊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遙公隔三差五會回清江浦，大河上下來來回回總得有個一二十趟吧，一連數日困在船上，書讀累了只能盯著水看，想不成專家都難。回淮省親的次數，有平遙公的兒女數量為證；我祖父回憶，他祖母前後懷過十二個孩子，雖然活下來的沒幾個。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種啊。

　　問題是，依然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證明平遙公是研究運河的專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電視裡周信芳的錄像。抗日期間，周先生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記者隨行採訪，我祖父突然冒出來一句：

　　「哎呀，我爺爺當年陪過一個意大利人來過北京！那是個運河專家！」

　　那又怎樣？陪意大利運河專家來北京，不等於他也是運河專家。

　　「也是啊。」我祖父抹著他那已經掉光了頭髮的腦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爺爺寫的那些文章跑哪兒去了呢？」這話是跟我父親說的。

　　那時候我父親還是研究所裡的科研骨幹，尚未培養起跟年輕婦女跳舞的興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紙上列各種奇怪的算式。我父親說：「沒准『文革』時被抄家抄沒了。」

　　「當時咱們家住在偏遠的河邊，周圍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勁兒想了想，「沒抄出啥啊。他們嫌遠，不願去。那時候你太爺爺八十了吧，每天坐在太陽底下，守兩塊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張給人家。像個慈祥的彌勒佛，人緣好極了。」

　　「拓碑幹嗎？」我問。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鄰居沒事就來求一幅，裝裱後掛家裡，或者當禮物送人。老爺子來者不拒。八十歲寫不動了，就寫了龔自珍的兩首詩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誰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費？」

　　「當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後，求字的人卻少了。經常在太陽底下坐兩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誰砸了。沒人求字也有原因，亂了，運動了，誰還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後來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飯，他坐在太陽底下的籐椅裡，頭歪在右邊的肩膀上，氣都沒了。醫生說，嗓子眼裡有痰，堵上了，一口氣沒上來。旁邊就是寫了龔自珍詩文的兩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聲。老祖宗死了，我們覺得應該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對我們安靜表示詫異，問我們怎麼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誰不死？」祖父說，「我跟你說，望和，我最高興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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