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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像白血病這樣的疾病,一個富貴的家庭也難以承擔巨額的醫療費用,更何況一個普通的家庭。

  我經常會去醫院看望娜娜,一向很活潑的娜娜安靜地躺在病床上,像一個布娃娃。她大大的眼睛望著天花板,眼睛裡有一種孩子不應擁有的憂傷。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患有什麼病,也許知道了也不會明白這種疾病的嚴重。在那些日子裡,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媽媽,我什麼時候才能去上學啊?

  有一次,醫生在為她做骨穿刺手術時,她看著床邊流淚的阿蓮,居然安慰說,媽媽,不痛的,很快就好了。她的身上有著一般孩子所沒有的堅強。每次醫生在為她掛吊針時,她疼得眼淚汪汪,但是從來沒有哭過一聲。

  阿蓮說,上天給了我這麼好的一個女兒,現在為什麼又要把她帶走? 

  夏天來臨了,由於不斷地化療,娜娜身體變得越來越胖,頭髮也全部脫落了。她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為了節省每一分錢,阿蓮沒有給她買衣服,每天只是用浴巾包裹著病床上的她。我買了新衣服送給娜娜,娜娜接過衣服抱在懷中很開心地笑了,她說,這麼漂亮的衣服,留著我上學時穿吧。我現在在病床上用不著。說得我們都留下了眼淚。孩子不知道,她也許永遠都不會再邁進校門了。

  我們每天都抱著一線希望,我們同心協力,我們拿出全部的勇氣來同病魔作戰,我們幻想著會有奇跡發生,會挫退病魔,把娜娜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從病魔手中奪回來。

  連續幾個月裡,阿蓮從來沒有離開過病房一步,她變得形容枯槁,瘦骨嶙峋。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的肩頭說,我快要支援不住了,我快要不行了。我好累好累啊,從身體到心靈,都極度疲憊。我輕撫著她的腰背,安慰著她,一轉頭,突然發現她已經睡著了。

  醫生說,治療這種病,需要三個療程,然而,五個月後,第二個療程尚未結束,阿蓮已經囊空如洗。她的存款,朋友們的捐助和借款,還有出售兩套房子的錢,全部送到了醫院裡。娜娜仍然生命垂危。

  娜娜出院是在初秋的一個黃昏,那天刮著很大的風。天氣預報說,本年度最大的一場颱風要來了。大街小巷都張貼著鮮紅色的告示,上面寫著關緊門窗提早回家等等注意事項。大街上行人稀少,少有的幾個行人也都步履匆匆。樹葉紙屑和塑膠袋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橫衝直撞所向披靡,風吹打在臉上,有一種冷冷的硬硬的痛。

  阿蓮再也無法支付每日昂貴的醫藥費,她已經囊空如洗一無所有,她唯一擁有的,就是患病的娜娜。她背著一個布挎包,挎包裡是她所有的家當。幾件衣服,她的和娜娜的,還有娜娜的課本。我抱著娜娜,她在我的身後默默地走著。

  娜娜安靜地伏在我的懷中,似乎很累很累,她望著已經陌生了的街道,眼光柔軟無力。沒有錢,娜娜被迫出院。療程尚未結束。

  我帶著阿蓮和娜娜回到我租住的單元房裡,曾經生活在富裕與奢華中的她們已經無家可歸。不知道娜娜的生命是否能夠得以延續,不知道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不知道這種無家可歸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

  許多天后,我還能記得那夜的颱風。那夜,颱風登陸福州。天地間一片灰暗,只有呼嘯的風怒吼著從一條條街道裡,從一幢幢樓房間,從一棵棵樹梢上掠過,它像一個瘋狂的巨人,對著阻擋它的任何東西拳打腳踢,咆哮不已。它把樓頂上的看板一腳踢到地上,把一路經過的樹枝都扯斷,把那些低矮的房屋一腳蹬翻。它跌跌撞撞地一頭碰在高聳的大樓上,痛苦地嘶聲叫喊,它抱著高樓使勁搖撼,想讓它們化為齏粉,然而無法達到目的,它就老羞成怒,把每一家窗戶的玻璃都砸碎。然後,餘怒未消的它繼續在福州的街道上遊蕩,步履踉蹌,喘著粗氣,惡狠狠地破壞著一切可以破壞的東西。

  風力剛剛減弱,暴雨緊跟著就來了。先是一顆一顆,急速地從天而降,兇狠地砸著地面和樓頂,砸出一片爆豆般的聲音。接著,雨點密集,像千軍萬馬紛至遝來,像山洪暴發奔瀉而下,像天崩地裂勢不可擋。鋸齒般的閃電劈開了黑沉沉的天空,將高樓和天宇連為一體,照亮了窗外慘白的雨簾,照亮了在風雨中痛苦掙扎的樹木。閃電過後是雷霆萬鈞,雷聲在天空中炸響,一幢幢樓房在恐懼中顫抖著……

  我和阿蓮坐在房間裡,望著窗外驚天動地的風雨,窗和門都關得很緊很緊,我們力圖把恐懼關在門外,然而,每一聲驚雷都讓我們的心縮成一團。借助著閃電,我們看見樓下那棵高大榕樹被大風吹得歪歪斜斜。我們擔心雷聲會驚醒酣睡中的娜娜,走到床邊一看,娜娜居然睜大著眼睛,她一直沒有睡著。她在想什麼?

  那天夜晚,在風雨飄搖中的那間房屋裡,我們一夜無眠。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懷著沉重的心思,坐等天亮。

  天亮後,大街上人聲鼎沸,到處都是被狂風刮倒的樹木,一棵又一棵,歪倒在昏黃的積水中。上班的人卷起褲管,艱難地涉水而行。空中還在下著濛濛細雨。 

  那場颱風一直肆虐了三天,三天過後,雲散霧開,而福州已是一片狼藉。

  三天過後,阿蓮一定要搬走,她說,她不能影響我的生活,她搬到了倉山的一間民房裡。而倉山,是福州最貧窮的地方。一間間低矮的簡陋的房屋環拱著一幢幢高大的廠房,那些房屋裡租住著眾多的打工妹。

  倉山距離我上班的報社很遠很遠,那段時間裡,我開始參與報社一些重大的策劃,經常要出外採訪,我們見面的次數便漸漸減少了。 

  阿蓮離婚的消息我是聽芳婷說的,倔強的阿蓮從不會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軟弱,也從來不會輕易對我說她的痛苦和傷心。

  芳婷說,就在阿蓮和娜娜搬遷到倉山后的一個月,她的老公陳林峰從日本回來了,他是回來辦離婚手續的。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矮小的日本女人,那個日本女人四十多歲,臉上卻塗抹了一層厚厚的脂粉,但厚厚的脂粉也難以掩蓋她的庸俗和老態。那女人渾身珠光寶氣趾高氣揚,看人時總是偏著頭斜著眼睛,一副怒氣衝衝的模樣。他們手挽著手在街巷中走來走去,唧唧呱呱旁若無人地用日語交談著,絲毫也不顧及旁邊人們的側目鄙夷。聽說那女人是日本北海道一家財團董事長的女兒,她比陳林峰要大二十多歲。

  陳林峰提出和阿蓮離婚,就在阿蓮租住的那間民房裡。那個日本女人站在屋外的陽光下,斜著眼睛看著阿蓮居住的陳舊低矮的房屋,臉上帶著嘲弄不屑的神情。陳林峰沒有坐,事實上那間房屋裡連一張凳子也沒有,要坐也只能坐在咯吱吱亂叫的床上。陳林峰用蹩腳的漢語對阿蓮說著,還時不時地夾雜幾句日語。他說,他不說漢語已經很久了,他已經忘記了漢語。

  阿蓮神色平靜,她一直在望著陳林峰,用那種空洞的眼神,沒有喜悅沒有悲憤。她好像在聽陳林峰說著別人的故事,她好像不認識陳林峰。陳林峰異常驚懼,他不敢與阿蓮的眼神對接,他望著屋頂,用盛氣淩人掩蓋著自己內心的恐慌。娜娜睡在床上,她已經骨瘦如柴。

  陳林峰說,我什麼都不要,房子存款都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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